答应，一是他的搭档、师傅就是被这个王八蛋砍伤的，他气还没消恨还恨不过来他能通融吗？一下子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二是他实在不能通融什么，在公安局哪有他说得上话的地方？吴欣就把他叫到一旁，如此这般说了一痛，无非告诉他一些利害关系，叫他先别急于回答，斟酌斟酌再说。他斟酌了一个晚上，还是觉得不能满足张秘书的要求，不能在案子上搞什么通融，张高峰太嚣张了，连警察都敢砍眼睛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王法？再说市长秘书的话也不能全信，不少领导的秘书打着领导的幌子办了不少违纪违法的事，到头来领导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尽管吴欣再怎么阐明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林国平还是觉得不能原谅张高峰，不能昧着良心，不能在案子上搞什么通融，他还是打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取证还照样取证，该调查还照样调查，该自己出庭还照样自己出庭，一切都没准备改变。

可最终他还是没守住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防线，他的最后防线被市长的一张纸条冲得倘然无存。第二天张秘书把他约到了市局门外的一个小茶楼上，递给了他韩副市长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字条是直接对他写的：小林，张高峰一案请在法律范围内酌情处理。

这让他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堂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给他写条子，简直不可思议，第一眼看到这张条子他还不敢相信，看了好几遍他才确认一切都是真的，他看过韩市长批的文件，绝对不会有错。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落实市长的这张字条，昨天他还希望、更确切地说是刚刚还希望严惩张高峰一伙，现在他就不那么希望了，主意改变了，他似乎觉得这是个机会，在这个城市，他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靠山，他很清楚在官场上混上面没人是很难混出个样子来的，甚至根本就没什么希望，他从小就在乡镇机关院内长大，看到的太多了，多少叔叔伯伯不走不送，一辈子原地不动，多少哥哥姐姐钻山打洞找关系走门子而青云直上，说白了都是关系，都是看“娘家”有没有人，他乡下他娘家还算有人，父亲大小是个镇长，县里多少还认识些人，关键的时候还能说上话，可进了省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没人认识他这个乡里警察，林国平很希望找到这种关系，现在有市里的领导直接给他写条子他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不会那么天真幼稚傻乎，他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

放心吧，我会酌情的，他说。

你怎么酌情？张秘书问。

我会找我办案的同事从宽处理，他说。

谁能听你的？别那么幼稚吧，张秘书说。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

什么也别办就会办得最好，张秘书说。

他不明白什么叫什么都不办。

张秘书就如此这般跟他说了一番，他恍然大悟，尽管当时他心里非常矛盾，良心，道德，理想，前途，人情，法律，耻辱，尊严，什么都想过，可一切的一切还是以现实为重，他可以选择秉公，依法，一切都说真话，不理那张字条，可以后还有什么前途？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在这一刻他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不忍心违心说假话，把明明看见的东西说成没有看见，不说别的，仅仅凭一个人起码的良心道德他也不应该保持沉默，他也应该大胆地站出来出庭作证，他平时叫他的当事人不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吗？不能违背事实说话；可另一方面他又做不到，他可以打发市长的秘书，可不能打发市长的条子，这是多大的一棵树，他不是那种愿意沉默的人，不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也就是说不会甘心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所以他最终作了另一种选择：沉默，不出庭。

几乎没人会知道，他不会说出去，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坚信他所做的一切决不会白做。

他知道不肯出庭要遭到多少人的唾弃，会要遭到多少人的白眼，在重案队没人再会把他当同志当朋友，只会有人把他当叛徒当缩头乌龟，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作好了忍受一切的准备。

果然是这样，在重案队没人理他，没人看得起他，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没人安排他工作，什么案子都没他的份，他就像个多余的人。

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他跟沈宇霆说。

换哪？换来换去还只能在重案队，还是好好反思反思吧，为什么会这样？沈宇霆说。

什么地方也没换，就让他在队里闲着。

林国平的表现让唐子晴非常失望，也非常痛心。她没有想到，过去也还爱抱打不平也还有正义感也还疾恶如仇的林国平在关键的时候竟会退下来，会变成缩头乌龟，会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