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黑市汇率，大概是一美元兑换人民币十块钱。我们是一万现大洋，兑换人民币就是60万，那么美元的话就是6万。

也许在几十年后6万美元不算什么，但是在1965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小凤我们三个弄了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砖直奔山海关。我们带着这边的介绍信和那边的采购单，也算是手续齐全，这一路上走的非常顺利。

到了山海关港之后，我给看门大爷弄了一包大前门，告诉他我们要找关五。看门大爷非常热情，给里面拨通了电话，很快我们就被放进去了。

这一车红砖中间藏的就是那一袋子银元，当然了，现在我们是用箱子装好的，并且都用油纸包好了，一条是一百块，整整一百条。一块不多，一块不少。

并且箱子外面封了蜡，这样我们在渡海的时候，银元也就不会受潮受损了。

关五是个矮个子，脸上有一道疤，据说他杀过人，不过杀的是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不仅没有判刑，还被弄了个嫉恶如仇的劳动模范，所以分配到了港务局里面，在港口做了一个调度。

见到关五的时候，他正一边吃着煎饼果子一边看报纸，那张报纸上都是煎饼果子的油，已经半透明。应该是用来包煎饼果子的。

卸车之后，关五说要带我们去下馆子，即便是下馆子也不可能让关五花钱，我抢着去花钱，关五就和我急了，说：“小陈你看不起我是吗？你可着山海关问问我关五是什么人？你要是当我是朋友，就别和我争。”

这顿饭是真的没少花钱，虾爬子，大螃蟹，野生扇贝，八爪鱼炖肉，足足花了五十多块。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啊！

吃完之后，我们回去了港口，货轮正在装煤。关五把船长叫来了他的宿舍，介绍了我们认识。

船厂姓田，叫田福春，个子很高，也许是常年跑船，人很黑，脸上还有麻子。

我们按照约定，给了田福春三百块钱，这样很顺利地就把一箱子现大洋弄到了船上，埋到了煤里面。

我们也都换上了水手的衣服，成了船上的一个雇员。这一路上，我们跟着田福春，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和普通水手是一样的。

老黑很怕水，这一路上他都心神不宁，总觉得自己会掉进水里淹死。我说：“你放心吧老黑，即便是你掉进水里，我们也会救你的。”

小凤这一路一直嘲笑老黑胆子小，其实我知道，这是本能。

我们三个很顺利就到了广州，在卸煤之前，我们把箱子抠了出来，然后下了船，很顺利地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军人开的军车出了广州港，我们给了这个军人两百元人民币，他开车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深圳湾。

现在的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不过这里的宣传标语和北方不太一样，北方都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些。

这里都是，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这些。还有“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世界”。还有“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之类的，总之，这里明显更激进一些。

我们三个生人是绝对不敢在村子里走动的，下了车之后，我们就躲进了一片林子里面，就等着天黑之后下海了。

关五给老黑准备了一个轮胎的内胎，这样老黑就能钻进去渡海了。

这时候逃港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所以海边巡逻的警察和军人还是不少，天黑之后，我们瞅准了空隙刚出去，就被两个手电筒照到了脸上，接着，五六个人从周围包围了过来。

有人喊道：“都别动，举起手来。”

很快，这些人把我们包围在了海边。我们三个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是不是带了枪，最后一看，只有五个人，我们三个互相使了眼色，很轻松将五个人制服之后，捆绑起来扔到了树林里面，然后很果断地下水。

我扛着一箱子银元在水底前行，小凤在海面游，老黑乱扑腾，我们从沙头角游到了香港只用了半个小时，顺利上了岸。

单上刚上岸不久，就被一群警察给围住了，把我们带到了难民营里面。

由于我们身上有大量的银元，这些人对我们很重视。难民营的领导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不会说普通话，只能听懂我们北方话。他说的话我们理解不了，最后他找了个翻译过来。

意思就是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说：“我们在大陆是财主，是资本家，日子不好过，所以带着财产偷渡过来了，希望港英政府能收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