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埋在后院粪坑边，恨恨地咒骂几句。回到屋中，看见窦妃和两个宫女仍在哭泣，她对她们说：

“唉，不用哭，天无绝人之路！……”

多尔衮到北京以后，采纳了一些汉族文臣尤其是范文程和洪承畴的建议，接连发出谕令：凡是投降的明朝官吏，一律照旧任职，立功的官升一级。这样，一些在野大臣，有的是同阉党有牵连的，有的是贪污犯罪的，有的是降过李自成、授了高官的，有的是因朝中门户之争而丢了官职的，不管什么人物，只要有人推荐，多尔衮就马上任命；有的人因为确有声望，则给予重要官职。像涿州的冯铨，因阉党的关系，废居家中，如今也做了内院大学士。满洲文臣中有不少人对此私下纷纷议论，但没有人敢对多尔衮公然说出。新降的汉人中倒有一个文臣，名叫柳寅东，现任顺天巡按御史，他出于对新主子的一片忠心，也知道满洲文臣中对多尔衮的用人有不少议论，就给多尔衮上了一封“启”，其中有几句很恳切的话：

近见升除各官，凡前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浊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

一天，多尔衮在武英殿东暖阁召集满汉大学士等商议军国大事，满汉吏部尚书也参加了会议。多尔衮先问他们对柳寅东的建议有何意见。满汉大臣中有人赞同柳寅东的意见，有人在揣度摄政王的心思，不肯说话。多尔衮就问洪承畴。洪承畴因为自己也推荐了一些人，其中包括阉党的冯铨，所以也不肯多说话，只说：

“柳寅东的建言不无道理，但此系非常之时，不能在用人上过于讲求‘正本清源’四字。近来范学士常同臣议论此事，都是同一个想法。”

多尔衮立刻转向范文程，问他有什么意见，范文程侃侃而谈，谈到目前用人不必讲究“正本清源”的话，要讲究对开国创业有没有帮助。他先从汉高祖谈起。汉高祖用人只讲究能帮他打天下，不讲小节。像陈平这样的人，有人在汉高祖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是汉高祖依然重用陈平，得了大济。汉武帝用人也不讲究细行。曹操下数“令”征求治国人才，不论出身，也不顾小节。范文程平日十分留心历史上的治乱往事，明白如何用人是目前清朝开国建业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所以趁此机会，从西汉讲起，一代代讲下来，一直讲到朱元璋的用人之道。他不愧是清朝的开国名臣，引古证今，切合时势，颇为精辟。最后，范文程说：

“目前，我大清初进中原，天下未定，只要能帮助我大清平定天下，就不妨录用。有功者破格升赏。投降之后，如再犯法，严加治罪。”

多尔衮听了以后，连连点头，哈哈大笑，立即命笔帖式将这些话都记了下来，又命按照他的意思给柳寅东下一道谕示。笔帖式先用满文起稿，再译为汉文，经范文程看过，略加润色之后，即命誊写在一张黄纸上，然后盖了摄政王的印玺，即日发出。这道摄政王谕有几句重要的话，足以表现清朝开国时的用人政策：

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

谈了用人政策之后，话题就转到重大决策上。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迁都北京的事。近来他已多次将满蒙汉诸王、公、贝勒、贝子等召到武英殿秘密商议，不久还要召集一次王公大臣会议，正式宣布迁都北京。他现在也懂得一些汉族的说法，这叫做“定鼎燕京”或“定鼎中原”，以后真正的清朝就在中国开始了。众王公大臣会议之后，就要派专使去盛京迎驾。现在要加紧迁都的准备，要赶快将李自成临走时烧毁的宫殿修好，一时修不好的宫殿也要加紧准备，重新修建。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对付南京方面。南京方面另立新主，看来势在必行。他必须趁热打铁，派兵进取江南，决不允许南京新立的朝廷站稳脚跟。他自从进关以来就宣扬清兵的宗旨是平定中原，统一四海；它的江山是得自“流寇”之手，而不是得自明朝之手；它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来的，所以明朝臣民包括各处藩王都不许再另立君主。他已经用他摄政王的名义给南京的兵部尚书、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去了一封书信，现在正等待南方消息。

第三个重大问题是继续剿灭“流贼”的事。已经决定目前暂时休兵，到炎热过后，秋高马肥，再命英亲王阿济格从长城外向西进兵，先夺取榆林、米脂、延安，然后进攻西安；命豫亲王多铎远征江南。倘若李自成又召集人马，敢于同大清对抗，多铎远征江南的大军就暂缓向南，先从怀庆府南下，渡过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