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我国人民永世铭记的日子，我从父亲留下的180多万字的抗战著作中，编选出“姚雪垠抗战作品选”——《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和《四月交响曲》，奉献给读者。在书即将面世前，关于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等情况，我在书前略作说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父亲上了日文报纸“抗日文艺界人士”的黑名单，他即蓄须，先送我母亲出城，然后逃出北平，经冀鲁过海道回到开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在河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父亲和嵇文甫、王阑西创办的《风雨》周刊，成为中原地区的抗日宣传基地和救亡组织中心。不久，父亲以《风雨》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奔赴战火纷飞的徐州前线采访，撰写一批反映前方军民英勇抗敌的通讯报道。之后，父亲来到全国政治中心的武汉，写出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和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后者在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茅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在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两年后，父亲创作了同样反映敌后农民游击队员生活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它以朴素鲜活的中原乡土语言，成功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产生广泛影响。

1938年冬，国共合作初期，父亲应钱俊瑞之邀，同胡绳、夏征农、臧克家、田涛、碧野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赴襄樊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华文协分会在均县举办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父亲主讲唯物辩证法，深受学员的欢迎；讲习班男女学员的学习、生活和文工队的两女性为父亲一年后写作《春暖花开的时候》提供了素材和原型。之后，父亲参加“笔部队”，多次奔赴鄂北、皖西和豫南的前方和敌后，写出了《蚌埠沦陷后》、《界首集》、《战地春讯》、《血的蒙城》、《四月交响曲》、《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鄂北前线的神秘武装》等作品，反映了日军的残暴、百姓的苦难、抗战的艰苦卓绝和军民的英勇战斗。这些作品如号角、如匕首、如枪弹，汇入了时代的最强音。父亲不愧是一名抗敌救国的战士！

1939年秋，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老河口，父亲开始动笔创作他的长篇处女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敌机对老河口日夜狂轰滥炸的日子里，父亲常在母亲的陪伴下，带点干粮，每天一清早来到郊外，从农家借张小矮桌和把小椅子，在草棚或树荫下，在粗劣的草纸上写作；没有小桌子，就把稿纸铺在椅子上，蹲在或坐在地上写，时间长了，双腿麻木，就站起来活动活动，拍拍身上的灰土。有时候敌机突然飞临投弹，或从头顶贴着树梢呼啸而过，来不及去庄稼地躲避，母亲惊叫“雪垠！雪垠！”趴在父亲身上，父亲镇静地说：“不怕！不怕！”敌机一飞走，接着写下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一边写，一边将稿子寄往重庆，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连载，吸引着广大读者。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时候父亲还附带写作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3年初，父亲从皖西金寨前往重庆，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研部副部长，完成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计划3部中的第1部。现代出版社分3册在重庆首印1万，很快脱销，又接连加印3次，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抗战胜利后该社迁回上海又印4次。

《春暖花开的时候》反映了抗战初期河南大别山下某县城的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日斗争生活。因为小说紧扣时代，贴近生活，语言朴素流畅，且成功地塑造了喻为“太阳、月亮、星星”的“三女性”，而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浓厚兴趣。小说得到茅盾和胡绳的肯定，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攻击，被扣上“色情文学”、“娼妓文学”、“市侩文学”的大帽子。解放后，《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大陆绝版，在香港却有3个版本不断翻印，流行于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中。“文革”一结束，评论界推翻了“色情”等不实之词，给予《春暖花开的时候》平反，研究抗战文学史的学者评价：它是抗战初期第一部真正反映国共合作时期救亡团体内外矛盾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团体中的领导地位的杰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诽谤中停笔，使后两部流产，又为它背上半辈子的黑锅，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1986—1987年，父亲放下《李自成》第四、五卷的紧张写作，花了数月时间，对原书先后两次修订，补写了十几万字，尽力补救因书没写完及国民党的书报检查等原因而留下的种种遗憾。父亲原拟在自编的文集中将《春暖花开的时候》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