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暴风雨的时代里，我往往禁不住为自己悲观了：第一是身体太坏，第二是感情过重。身体坏使我少做许多事，长期的跋山涉水我都干不来；感情重使我容易兴奋，容易生气，也容易伤心。在不兴奋、不伤心，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往往幻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种种生活，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英雄，多么的浪漫谛克！比如我时常幻想着我有着健康的身体，带着枪支，背着背包，参加了游击队……当这时，我的眼前就忽然明朗起来，看见了一幅图：荒山、古道、一行人马、一片夕阳，同时我的耳边就响着松声、泉声、隐约的枪声。最可笑的，是我听到了枪声并不立刻就准备厮杀，却是很镇静地、悠闲地，吟哦着未完的诗句。这些幻想正表现了知识分子，尤其曾受过旧文学相当陶冶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不健康和不切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

实际说来，在我这忙碌而平板的编辑生活中，兴奋呀，生气呀，伤心呀的事倒非常的少，日子像没有风波的江水，平静地向前流着。一旦脑子清闲起来，我不是幻想着如前边所写的“英雄”生活，便是温习着许多面孔，想念着许多人物。在我时常想念着的人物中，有几个为信仰殉难的同志，有一群音信渺茫的朋友，有会唱“捏着小拳头，打倒小日本”的我的女孩子。

朋友里我最想念的是雁门关外的阿雷，他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好友，而现在他正在荒山中过着英雄生活。

我同阿雷的认识远在八九年前。那时他在开师附小读书，我初来开封考学，因为同乡关系我们碰过几次面，却不曾谈过话。从同乡们的谈论中我知道阿雷是一个功课很好，而且相当聪明的小学生。不过那时候我非常傲气，我想，“唏，他不过是一个小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呀！”因此，阿雷就不曾放在我的心上，慢慢地被我忘却了。

日子飞快地滑过四个年头，又到了炎夏时候。在这四年中，人事的变化真是不小：我上了二年学，被捕过，逃亡过，又教了一年学，结过婚，生了孩子。一天下午，忽然有一位落魄的青年来找我，见了面却并不认识，直等到客人自己说出姓名之后，我才知道这位胖胖的、少白头发的、衣服肮脏的青年就是我的同乡梁雷。阿雷告诉我他是被目为左倾分子离开了学校，过着亡命的生活，并且说同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君也是好友。这时我虽是依然有骄傲脾气，却不由地对阿雷满怀敬意，立刻发生了温暖的友情。也许就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阿雷又不声不响地逃出了开封，重踏上流亡征途。以后有时通一封信，有时阿雷回到开封，我们能够短期的聚谈，有时又几个月断绝了音信，但我们却始终是互相了解，互相怀念，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一九三三年梁雷同赵伊坪在杞县大同小学教书。大同小学是以前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先生所办。春假的时候王先生约我们两三个朋友去杞县参观他的小学校，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同阿雷在一块儿快活地相处三天以上。这时候阿雷给我的印象是刻苦、负责，对于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独创的见解。整天，除掉上课的时间之外，阿雷的屋里总是满满地挤着孩子们，甚至有的攀着他的脖子打滴溜，无拘无束地同他玩笑。因为白天没有清闲的时候，一切学生们的作文呀、日记呀、算术演草呀……他都在夜里改，每夜只能睡四五个钟头觉，熬通夜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我和同去参观的朋友康君都没教过小学，对于孩子们的吵闹和放肆很看不惯，往往我们摸着光下巴，自嘲似的笑着说：“唉，阿雷还能同孩子打成一片，我们老了！”其实我们当时都不过二十二三岁。

我们到杞县的第二天，大同小学全体师生为我们开了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我认识了阿雷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倔强而有魔力的煽动家，一个严肃而热情的家伙。他用非常洪亮而有顿挫的、有力量的声调，配着过于带劲的面孔（因为面孔过于带劲，连脖颈也扭斜了），紧握拳头，发表着非常倔强的演词。我记得他一开始是这样地说道：

“各位同学，在如今，遍地都是疯狗，都是没理性的疯狗。我们大同小学是一片难得的干净土地，我们的学校就是打狗团，每一个同学都是好的战士。我们要从我们的周围打起，把全河南、全中国所有的疯狗打尽，为着真理也为着光明！”

掌声震耳地响起来。雷不得不停一停，目光炯炯地巡视着全场。

“今天，”雷接着说，“我们开会欢迎从开封来的这三位先生，不是因为他们是了不起的名人，而是因为他们确切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狗，而是三个真正的人！”

全场里并没有为这话发出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