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是河南和安徽交界地方的小市镇，临着颍河，在地图上你也许可以找得到。但自来没人曾想到它会变得这样重要，以至它的名字引起了重庆军事和经济当局的特别注意。

贩货的商人们把界首看做圣地，每天有成百成千的商人们向这圣地朝拜。在界首，大部分货物是被堆在街道上和院子里；人们在街道上得互相拥挤着才能走路。街道上充满着尘土，汗臭和聒噪的人声。商人们全都忙碌得精疲力尽。一个人同时要应付着几个顾客，同时变换着不同的语调和态度。虽然北方商人都是和气而谦恭的，但他们把生意看得比礼貌更重要。当买过东西之后，你可以看见你对面的那位商人是怎样仔细的研究你的纸币，只要那纸上有一点破烂地方，他就谦恭的微笑着把纸币交还给你：

“先生，请换一张罢。这一张‘票子’受伤了。”

你自然不免诧异起来了：“怎么，这‘票子’不是很好么？”

“不呵，先生，这地方的情形你还摸不清楚哩！在这里，纵然是一张新票子，只要用针尖儿扎一个小眼，也就不好使用了。”

这是界首的特殊现象。但你不能够从界首的商人口中侦询出这现象的真实原因，正如你不能够从他们的口中侦询出货物的真实来源一样。

还是在远离界首四百里左右的一个小县城时，我从朋友方面，得到了关于这现象的一点解释。他告诉我说做生意人有很多带着大批款子到蚌埠，上海和天津去贩运货物，到沦陷区只有“切豆腐票子”才受欢迎，什么是“切豆腐票子”呢？

“这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儿，你得记住，”我的朋友摇着芭蕉扇子说，“那意思是指的特别新的票子，纸还是硬爽爽的，用这样的票子可以把豆腐切开来。”

界首的货物就是用这样的新票子，从上海，天津和蚌埠运来的。在津浦路，敌人以蚌埠和徐州作为经济侵略的两个据点，于是私货和仇货就经由商丘，亳县而运到界首来——因为别的路都被黄水隔了——再溯着颍河西上，运到周口和漯河；分散到河南，湖北和陕西各地。据界首进出口货检查所的主任告我说：货物西行一直到西安，到汉中，到兰州。在界首这个小小的市镇上，每天的交易大约有四十万到六十万；所以在这儿，每个商人都眉飞色舞了。

河边的码头旁，经常有近千只的船只停靠着，另外还有几百只经常的停泊在离界首不远的一个小镇边。这些船只自然不全是运输货物的；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叫做艨子的小船，上边住着富裕的船主人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大部分是因黄水而离开了土地，专做着屯迟卖快的牢靠生意。这些浮家水上的富裕人，像一群贪婪的水鸟似的，冷静的注意着从水里漂来的幸福机会。其余三分之二是一种两截连结的运货大船，它们的名字是叫做对头划子。在刮着微风的日子里，船头上张着五丈高的老旧灰布帆，像箭一般奔驶在颍河上。

水是浑浊的，混合着泥和沙，黄河从中牟决开口，在周口附近入颍河，浩浩荡荡的向东去。在许多地方，黄水刷洗着青天边，村落只余下一片树梢头，使你不能不惊骇的吐出舌头来。

比这来势更猛的是另外一道水，源从不同的地面来，到界首汇合在一起，奔腾澎湃的向西流。这水，泛滥的区域更要广，我很难报告出它的边际来。这水，它使中国的敌人在拍手笑，使中国的一部分商人们在大走红运了。

这是一道外国商品的洪流。水是浑浊的，其中混合着私货和仇货。许多城市因这洪水经过而繁荣了。举一个例子说，喂，你可知道漯河吗？

漯河离界首有二百多里路。二十年前它是平汉线上一个荒凉的小车站，后来逐渐的繁荣了，成了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抗战前，它是以烟叶和食粮出口为大宗，去年铁道拆除了，粮市冷落了，这地方在短期间内显得很萧条。粮行啦，烟行啦差不多全都关门了。商人们摇着头，叹息着，留恋难舍的，终于纷纷的离开了这曾经是很可爱的生产地。但财神并没有随着开行栈的商人们一起走。快到抗战第三年，漯河比以前更加繁荣了。如今，在漯河，你可看见满街上尽是新开设的旅馆和杂货行。杂货行满堆着布匹和纸张，和各色各样的日用品。抗战前，营业税的收入每月只有几千元，现在每月可收入一万八九千，统税每月的收入有五万。但这数目并非真实的：真实的数目据说还得加上收税人装进自己腰包的很大一笔呢。

然而界首虽然每天的交易在几十万，税收却少得很，每天不到二百元。对这情形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吧？那么，问题就是这情形奇怪才提出的，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