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四川乱了几十年，到清初才渐渐安定，但真正的安定却从来没有。除张献忠是外来的流寇不算，四川本身实在有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使当时的形势非乱不可。这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少数民族问题，表现为奢安之乱；一方面是内政问题，表现了摇黄之乱和各地的打衙蠹。而尤以打衙蠹表现的政治意义更为鲜明。

打衙蠹起初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一种民变，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号召，但这种民变还不能算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在夺取政权，作为组织性的不妥协斗争，而打衙蠹的目的只在除暴吏泄愤，根本没有想到夺取政权。假若当时领导这种民变的人走另外一种路线，则当时四川的局势将完全改观，可能张献忠也不会在四川作皇帝，而四川人民也不会死那么多。

第一次民变在崇祯五年（壬申），渠县民众因不堪地方政府的苛捐杂派，劳役勒索，由一些生员士绅煽起民变，打死了几千个衙蠹。这次民变如何收场，不很清楚，但显然风潮没有扩大，知县也没有过难。第二次民变是在崇祯十四年（辛巳），暴动的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由彭县蔓延到成都各地，成都所属十六州县中只有新都和金堂两县没有波及。这次起事的导火线是彭县的县令在腊月里向老百姓催逼“鞭银”，逼得老百姓没法过年，当时老百姓已经被苛捐杂派弄得没法生活，再加之衙役无法无天，敲诈逼迫，使民众怨愤刺骨，只好暴动。领导这次暴动的是王纲、王纪，他们大概是兄弟，以前不知为什么吃过官司，很受衙门里的气。他们一倡议除衙蠹，立刻从者极众，各执木棍，尽毁衙役家。这次起事最可注意的有三点：第一，起事民众只打衙役，不反对政府；第二，王纲、王纪是知识分子，是生监一流人物；第三，各州县闻声而起，很快的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使当时明朝官府几乎不知所措。

这一运动展开后，它的内容就跟着丰富起来，由除衙蠹发展为有名的“除五蠹”。所谓五蠹，一是衙蠹，指州县衙门中的吏胥衙役；二是府蠹，指倚仗成都献王府的势力横行霸道，武断乡曲的人；三是豪蠹，指土豪劣绅；四是宦蠹，指官宦人家的家奴恶仆，亲戚义子之类；五是学蠹，指生监之包揽词讼，生事害人者。这五种蠹互相勾结，相依为命，构成当时的统治力量，和民众对立起来。以现在我们的眼光看来，“除五蠹”运动的本质是反官僚政治，反封建压迫，不过因为这运动发生在三百年前，所以它反对不够彻底，不够坚决，他们一方面拥护明朝政府和藩王，一方面除五蠹，当然最后非失败不可。

由于不坚决，缺乏组织性，所以这运动在表面上看来声势浩大，实际上却很脆弱。历史上一切农人暴动，都带着强烈的报复主义，只求逞一时之快，缺少政治远见，当时起事的民众也是到处杀人，甚至活埋和锅煮的方法都很普遍，但忽略了切实的组织武装，结果被官兵一击就溃，一溃就完。崇祯五年在四川起事的一支土寇叫做摇黄贼，也是官逼民反。摇黄贼中有“逼反王”、“夺食王”可证，虽然他们缺乏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因为组织性强，武装第一，就能从川北蔓延到川南，直到顺治十三年才被消灭。

顺治四年张献忠已死，四川又起了一次民变。据《蜀龟鉴》一书的作者说，凡是有官与吏胥的地方无不变，可见这变乱者普遍全川，规模空前。这次因四川已经过张献忠之乱，明朝藩王诛戮已绝，各方面情形和从前不同，所以这次起事只提出“打衙蠹”一个口号。这一次农人在多年内乱中学会了两种东西：一种是更原始性的报复手段，一种是盘踞山寨树立旗帜，虽然这次对象是衙蠹，但同时也打击了土豪劣绅。而且对付土豪劣绅的是土豪劣绅自己的奴仆，他们杀害主人，和暴动的农人联合。这次大规模的变乱如何被消灭，书上没有写明。据我们看，这一次变乱被很快消灭的原因有二：第一，各地暴动的民众各自为战，全然不晓得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第二，起初是打衙蠹，等盘踞山寨后就变成山大王，打起没有武装保护的民众来，失去原有的政治目的，这时候四川大部分土地属于南明，“抵抗满清”成为全国一致的紧急要求，全国各处不断起义，连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旧部都在开始转变，要参加伟大的民族斗争。可惜那些暴动者不像我们现在一样能够把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就不晓得将反贪官土劣的斗争配合到民族斗争里边。那时候民众称这些暴动者为“土暴子”，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只配称做“土暴子”。在明清之际，四川人大概由于内乱关系，在民族斗争中所表现的比江浙差得远了。

关于历次民变，正史中没有记载，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