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开关的引言部分提到一个人。在于**的追悼会结束，他的遗体就要拉走火化时，突然一个老人拉着他的老伴扑上去，大声地哭号：“于老师，你不能走啊！让学生再看你一眼呀！”

他是谁？是于老师什么时候的学生？为什么对于老师有这样的感情？当时，有人认出来了他，他叫李金生，不是哈医大的毕业生，但六十年代时和于老师一起在富裕县搞过“防克”，和于老师的关系特别好，后来从富裕县调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医院工作当过副院长。追悼会后，他就走了。

“一定要找到这位李金生！”我把这个名字记在我的采访本上。从克山县到富裕县时，我们的车拐到了齐齐哈尔这个北方重镇。在车水马龙中，边向路人打听，边看着街上的牌匾。好不容易看到了“公安医院门诊部”的牌子，进门一问，值班的人说：“李金生老院长，早就退休了。他住什么地方，你们到住院部去问问吧！”我们又七转八拐地找到龙沙公园附近的住院部，正是午休时间，还好，一位女医生听说我们找李金生，是为了宣传于**院士，特别热心。她说：“我认识李金生老院长的儿子，他在公安局工作。”于是她告诉了我们李金生的儿子的电话。我们如获至宝，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他说父亲到哈尔滨的姐姐家了。他又告诉了我们父亲在哈尔滨的电话。

还好，在结束了病区的采访，我和小鸥在哈尔滨的一家日本餐馆约见了李金生。知道我们颇费周折地采访他，李院长很激动。他说：“我虽然没有成为于**课堂上的学生，但我追随了他一辈子，他名副其实是我的恩师。古人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我是终身效仿他学习他的弟子！”

李金生从齐齐哈尔医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富裕县卫生防疫站工作，而当时于**正这个县搞克山病的防治。这样，他作为陪同人员就和于先生形影相随了。最初的记忆，总是深刻的。

当时，我们县的67个山东移民村正闹克山病，病死率太高了，许多村民都吓跑了。于教授领着哈医大的几位专家急匆匆地赶来了。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大衣，满脸胡茬子，头发卷曲着，那样子有点像大队干部。我们跟着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到了村子，再挨家挨户地走，一家也不能落下。他态度和蔼，进了门就和老乡打招呼，他还说几句山东话，农民和他很亲近。

“你什么时候从老家来的，家里有几口人呀？”

“不要怕，什么病咱们都能治好！”

“政府派我们来的，治不好你们的病，我们不走！”

几句话就说得老乡心里热乎乎的。接着，他就用听诊器给老乡听诊，他有个习惯，先把听诊器在自己的衣服上蹭几秒钟，再用手捂一下，然后再用听诊器听患者的心音。磨擦生热，再用自己的手捂热，他是怕凉着老乡。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个动作，而且用了一辈子。

如何亲近患者，是于老师教给我的第一课。他还有一个动作也让我用了一辈子，他先用手背贴一会儿患者的额头，再用手摸一下患者的脚心，就知道他是不是发烧。

初步检查后，他还亲自用手提心电仪和X光机给农民进行检查。那时，他要跪在炕上，因为他个子太高蹲不下的。检查后，他还对被检查的人做个交待，如实说明你的病情，告诉你注意的事项，如改膳饮食，不要太累等。他边说，边让我们这些基层的防疫人员记病历。然后，他要亲自看，如果记得不清、字迹潦草了，他不是批评你，而是瞅着你笑。这时，你就知道，他对你不满意了。你会自己不好意思了，马上改了过来。

在工作上他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又善待他身边的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每个病人都高度负责，凡是他看过的病人，第二次见面时，他肯定可以叫出你的名字，说出你的病情。

追忆这

些苦难年华，李金生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说，我当时20岁，于老师45岁。我跟着他亦步亦趋，一招一式地学，好像他在用刀雕刻着我。许多东西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这时，小鸥请我们吃日本的寿司，喝日本的清酒。有酒相酌，李院长的话就更多了。

李金生说，过去行医讲究“医不叩门”。没有医生去找患者的，都是谁有病了，上门请医生。常被人请的医生，才有地位，才值钱。现在请于老师这样的大专家会诊，肯定要来回是坐飞机，走时还要给你几万的。可当时于老师领着我们送医上门，去的都是最穷的地方，看望的都是穷苦的农民，他们甚至食不饱腹衣不遮体。无论你多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