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谭辉上街吃饭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谭辉在吴教授那里住着，家里正如同那个教务处的管理员说的那样，柴米油盐都有，可以自己开伙做饭。但谭辉还是想到外面去吃。这里面的原因应该是有几个方面：谭辉是男人，和很多北方的男人一样，家里不是有母亲，就是有姐妹们做饭。要是结过婚的人，就是老婆做饭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虽然谭辉受到过野外生存训练，就是一只老鼠，一条蛇、甚至一只蝙蝠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何况家里还有粮食呢。

另外，谭辉在战俘营里的几天，体会到监狱里的人那种渴望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吃饭，穿衣已经成为一种渴望。在街道上散步，到小饭馆里享受一顿美餐，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对香港的地形和风俗民情的了解很少，经常上街能多接触这些下层的老百姓。

那天谭辉从港大薄扶林道的大门出来，就往南边走。薄扶林道是沿着香港岛西侧的一条沿海大道。往北走有个路口，一个日本兵在那里站岗。凡是通过这个路口的香港居民就得向这个站岗的日本士兵鞠躬致敬。而且，还要像日本人一样，鞠躬就必须九十度，否则这个日本士兵就会端起步枪上来就是一刺刀。这种情况在日本占领区是一个通行的惯例，日本士兵也习惯了昂然接受这些中国人或者其他非日本人的鞠躬。要是猛的遭遇一个没有鞠躬行礼的人，马上就会警惕起来：不向大日本皇军鞠躬的，肯定是反日抗日份子，马上拉开训练场上的刺杀架势，不由分说的来上一刀。香港刚刚被占领，香港人还没听说过这种规矩，因此整个香港在被日军占领以后，被刺刀捅死、捅伤的人根本没法子统计。来港大的第一天，学校大门口就站上了一个日本兵，上岗三分钟以后，就捅死了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半小时以后，警察所组织的收尸队来了，不懂得先鞠躬再干活儿，连带队的警察和两个收尸的老百姓一起给捅死了。尸体扔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所所长在宪兵队里才知道了这个规矩，于是带领几个收尸的老百姓，先鞠躬，再干活儿，才算平安地将几具尸体运走。

向岗哨鞠躬，是日本占领军的奴化政策之一。但一脑袋反骨的谭辉宁可绕路，也不经过那些岗哨。

到了他来过的小饭馆前，就看到门前挤了很多人。原来是一个顾客在和老板吵架。

“你老实说，这是什么肉的包子？”那顾客是个大汉，从穿着打扮上看，应该是码头上的装卸工。手里托着两个肉包子。

老板很是有点傲然：“什么肉的？你管得着吗？现在这个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还管得着什么肉的。你爱吃不吃，不吃还给我。”

说着，就要上前拿大汉手里的包子。

大汉往后一挪身，举起手里的包子，对众人说道：“大伙儿看看，这包子里是什么？”

眼尖的人惊叫起来：“人的手指头！”

众人大惊失色：“原来是人肉包子！”

“肯定是用街上的死人肉包的！”

“是啊，现在哪来的猪肉羊肉啊！”

老板一把夺过包子：“你才卖人肉包子呢！那是我儿子和老婆剁馅儿的时候，不小心把儿子的手指剁下来了。”

一个文静一点的年轻人上前问道：“你说是你儿子的手指，我问你，你儿子在哪儿？叫他出来，给大家伙儿看看。”

“是啊是啊！”人们起哄：“给你儿子叫出来！”

老板眼睛一横：“在哪儿？在皇后大道中的医院里呢。手指都剁下来了，在那儿养伤呢！”

“胡说，今天下午还看见你儿子在街上捡煤核儿呢。”

谭辉想想自己曾经在这里买过包子，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返回港大家里的路上，他想，那些人说的也对：现在在香港，食品十分紧张。因为这里打仗，很多内地来往香港做生意的人都不来了。哪儿来的猪肉呢？在现在的香港，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肉的来源的确可疑。

何况，从包子里吃出来人的手指。

回到家里，他没有做饭，就啃了一片面包，躺在床上休息。默默地想着心事。

那还是1940年1月，在德国和捷克边境地带的格拉芬佛尔，那是德国伞兵秘密训练营地积雪笼罩在远处的山峦，模仿埃本·埃马耳要塞、按照1:1比例建造的模型上也堆满了厚厚的积雪。天色阴霾，300多名德国伞兵排成了三个方队，穆然肃立，人们都面无表情。

在军乐声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