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dykanshu.com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