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时，专决政事，一反王导时的宽和，后引发苏峻之乱，有这样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争夺辅政大权的难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针对。

谢安则继续火上浇油，给王彪之上眼药，在朝中逢人就说：“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咨王公无不得判。”

好家伙，朝政诸事决议，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摄政太后和无所作为又好指手画脚的朝中诸公又置于何地？

王彪之为了自辩，只好上书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后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冲那边去，赶紧给他加护军将军、散骑常侍进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权，以示信任。

东晋制度大多沿袭了曹魏，护军隶属于领军，年资重的才称将军，资历不够则称中护军，王彪之当时都六十八岁了，这加衔纯粹是个安慰，加散骑却不拜侍中，与另外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

毕竟胁迫皇室这事也是有先例的，自成帝司马衍下令土断，康帝、穆帝、哀帝在位期间，这一政令也维持下来，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侨置郡县，将隐庇的侨民编户，以增加税基、兵源。结果呢？要么死的不明不白，要么服食丹散求死。

而当时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干啥？哀帝司马丕继位之初，王坦之、谢安、王珣等三家子弟，早已纷纷入职于展现出不臣之心的桓温麾下，其幕府中自习凿齿回襄阳闲居后，好不容易混出头的郗超差点地位不保，你们搞事别搞我啊，而哀帝司马丕的皇后王穆之就是太原王氏女，可为了家族利益，太原王氏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女儿，选择站在世家这一边。

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权臣、世家各有矛盾，相互利用，结果皇帝把局面玩崩了，两头受气。

也正是因为这些世家的表现，当时打算南下入晋的释道安才为苻融打动，借沙门掩护，自己坐居荆襄，分别遣同学、弟子，西入巴、蜀，东入江、扬，暗为前秦查探消息。

桓温死后，桓氏内部也因桓秘、桓熙叔侄企图谋杀桓冲，刚经历了一场变故，正在稳定内部、权力过度的阶段，而前秦则乘机进攻蜀地，夺取梁、益二州，荆州的桓豁压力大增，又联系桓冲在江、扬东线发动攻势以分摊压力，对于建康的政争既力有不逮，也无暇兼顾。

趁着桓冲回镇姑孰，掌握中枢的三家又围绕着京口，开启了新一轮明争暗斗。此前桓温北伐前燕，以郗超之计谋得京口兵权，枋头之战大败而还后，移镇广陵，为挽回声望，先后诿过袁真，擅行废立，诛除殷、庾，虽令朝中畏惧，但由此引发的乱子也是一桩接一桩。

前秦则不断兼并扩张，对江左的威胁日益增加，京口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

上游的荆州，襄阳居沔汉之中，水路上通汉中，下抵武昌，北岸不远又是淯水与汉水交汇处，可从水路北上南阳郡治所宛城。

京口在建康以东，传马朝发夕至，对岸江北就是广陵县，这里是邗沟连通长江处，也称中渎水，当时因广陵郡临海，这条水道沿途人烟稀少，沼泽遍布，不时发生淤塞，碰上枯水期，水军都玩不转，下船走陆路大规模进入，那就是自讨苦吃。

再就是开头提到的合肥，自濡须水北上，入巢湖经合肥，由淝水至寿春入淮，上游有汝水、颍水，下游有涡水、泗水，颍水可至许昌，泗水接连彭城，从江淮到黄淮，大半个中原都囊括其中。

而从北方南下，一旦突破濡须口，得以进入长江，下游的建康与长江中游就会被割裂开来，桓温当初移镇姑孰，正是以此威胁北面的建康，濡须水汇入长江处的东岸就是姑孰所属的于湖县，与南面的芜湖县同属丹阳郡。

三家争夺京口兵权，其实在桓温死后就开始了，当时作为各方妥协，以吴国内史刁彝，出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卢悚起事时，负责看守废帝司马奕的人就是刁彝。

刁彝早年曾为父报仇，因经历相似，得到桓温赏识，最终却未得重用。吴国内史是刁彝当时看守司马奕时出任的职官，其实就是临时来当个牢头，吴郡是陆氏的大本营，他一个北人又家族衰败，根本没实力叫板，其本官与之后拖延为桓温写锡文的袁宏一样，都是尚书台下的吏部郎。

而谢安自哀帝时离开桓温幕府后，至桓温病死，担任吏部尚书已经十年有余。桓温死后不久，袁宏随即升任东阳太守，他在桓温幕府中长期不得志，但少年入仕之初却是受谢尚提拔，早已打上了谢氏故吏的标签。

刁彝之子刁逵、刁畅、刁弘都不注重名誉，都亲自经商营利，广置田产多达上万顷，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