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是其他的内容，中午的时候会改回来。

纵观历史，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往往与这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譬如李自成之于大顺政权，成也自成，败也自成，兴亡都离不开他，因此史书上大顺也被称为李顺。这个短命的王朝统治北京总共四十二天，若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登基算，只一天就弃城而走。如果从西安建国时算起到土崩瓦解也仅一年多，即使从襄阳政权初创时算起，满打满算也不过两年多一点，无论怎么看都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那么，大顺王朝流星般骤兴暴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呢？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兴亡的关键还得从李自成本人的性格特点说起。

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再来看李自成性格中的缺陷。短视。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似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全身心都松弛了下来。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隐患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他好像压根就不理会或不知道关外那支虎视眈眈的八旗军，大概在他看来这些土酋不足为虑吧，因此上，对镇守山海关手握重兵的辽东总兵吴三桂便缺乏足够的重视。尽管他也派人带着吴父的信，封侯赏银，前往招降，但打心里还真没当回事儿，这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即可看出。如此重要的“统战”对象，竟不加区别，一样“籍其家”，拷掠已降的吴三桂父亲吴襄，逼要银子，最严重的是放任部下刘宗敏霸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终致本已打算归降的吴三桂降而复叛，投入清军怀抱。这是多么致命的战略短视。作为最高统帅，按理他应该清楚山海关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应该知道吴三桂所部绝非软柿子，更应该懂得自己攻陷京师仅是在政治上获得了先手，军事上其实并无多大优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明朝尚存的四五万最精锐特种部队——关宁铁骑就全部掌握在吴三桂手中。关宁铁骑的战斗力李自成领教过不止一次，他应该比谁都清楚。当年曹文诏只率三千关宁铁骑，就几十万农民军赶尽杀绝。到北京的人马本就不多，里记载说：“破京师，兵渐分”。就算完全不

性格缺陷二：软弱。“成大事者，不谋于众”，权威不立则令不行，禁不止。决策民主固然可取，但物极必反，无原则的软弱退让造成的后果是相当致命的。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似乎失去了对手下高级将领的约束权，最典型的当数老哥们儿刘宗敏。刘负责追赃助饷，日日严刑拷掠降官，死者不计其数，据《甲申传信录》记载，李自成也觉有些过分，便对刘宗敏讲：“你们为何不帮孤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面对如此生猛的部下，李自成竟无可奈何。

又载：“丙戌，李自成自称帝，即位于武英殿，伪磁侯刘宗敏扶创出，平立不拜，曰：“尔故我等夷也。”伪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刘宗敏只是九位侯爵之一，竟敢恃功而骄，当众扬言：你我一样都是响马，干嘛要拜你？放在任何朝代，这样公然犯上的言行都绝对难以容忍，但李自成对此却似乎无计可施。

性格缺陷三：过激。主要表现在初入北京时立足尚未稳，正是用人之际，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部下对投降的大臣进行人身侮辱。史载：“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堂堂朝贺之所，胜利者竟将脚丫子搁在大臣们脖子上，成何体统？完全还是山大王做派，如何能让人心服？又如不久后开始的“追赃助饷”，不论穷富廉贪，一律按等级定标准，严刑拷打，“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如此过激的恐怖行为，只能是将可用之人悉数推到敌对阵营，为自己埋下祸根，自成实难辞其咎。

性格缺陷四：狭隘。自古道：独木难支，联合所有可团结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在创业阶段。但李自成在这方面却显得心胸狭隘，很不够格。譬如对曹操（罗汝才），曹操本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此人多谋善断，颇有威望，资格比李自成还老，李自成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头目时，他便是自立门户的“流贼”领袖了。崇祯十六年已经投靠李自成，被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只因一时不合，听信谗言，便亲身将其斩杀，自伤膀臂。又如对张献忠，一直猜忌排斥，在攻克襄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时，闻听张献忠亦一举攻取武昌，竟采取恫吓威胁的手段，派人说：老已投降，曹操、革里眼、左金龙都被我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