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神会来吃吗？搞人祭的国君会不得好死的。”

从司马子鱼的话来看，当时的宋国早就已经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经重构了一套“古代”的仁义祭祀模式——在这种版本的叙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可以说，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两种历史共存的表现。

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废除贵族制，实行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这需要官僚机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碰撞。

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本质上是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邺县在殷墟以北15公里，所以这种风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残余。

到西门豹时代，普通的邺县人已经不愿为祭祀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苦于无法对抗地方精英“三老”和女巫联手主导的民间权力结构。

为此，时任邺令的西门豹表面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实际却找借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后投入了漳河，从此，这里再无人敢复兴人祭宗教。[插图]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当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