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受到渔猎经济和生产模式的影响，大部分部族集团没有定居，各以抢占地盘为主要目的部族战争也由此产生。

其中比较著名的当属禹伐三苗之战。

三苗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迁徙和民族战争而后定居西北的。

现今大多数认为三苗与今苗瑶民族有渊源关系。

实际上，如今的苗族只能算作古文献所记载的三苗族的一个很小的分支，而且，其祖先原本也未必居于西北之地。

三苗族最初居于何地？至少有两个范围都是值得参考的。

首先，《山海经》中有记载：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

颛顼是主管北方的天帝。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颛顼居帝丘（河南濮阳县），称高阳氏。”而帝丘，为今河南濮阳县，位于黄河流域下游，即古中原地区。又有姜亮夫认为“西北为颛顼传说之中心点”。

但同时，《战国策》又有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左传·文公》十八年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聚敛积实，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饕餮之称。

从文献中对三苗“贪”之特征的记载来看。

三苗族的特征与《左传》所述更为相合，且三苗族采用侵占式的迁徙方式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

三苗族最初活动的区域有可能在中原，也有可能在江、汉下游的西南一带。

中原之说，是基于三苗是尧舜禹集团叛乱的诸侯首领，有文献说三苗的首领驩兜是“尧臣”，被称为“诸侯”，因为不服尧的统领，多次为乱，故而遭致流放。

而言其起于西南，则是基于三苗是兴起于西南之地的一个有着吞并野心的想要与中原统治集团抗衡的部族首领。

文献中多载有三苗族因作恶而招致讨伐的记载。

如《尚书周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三苗的大部迁往西南，经过了多次的战斗与转移。

尧曾与三苗战於丹水一带，并将其部分人放逐于三危，舜也曾对三苗进行分化迁徙，并终因南征三苗，死于苍梧，连尸骨也未运还。

到禹之时，三苗终于不敌屡次征伐，于是被流放瓦解。

经过颛顼、尧、舜、禹的多次征伐，一步步把三苗赶到西南蛮荒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禹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论三苗兴于何处，在禹伐三苗的战争之后，他们因为战争失败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与分化。

三苗族上古时曾被流放于西北一带。因此，三苗族的迁徙是经由西南向西北，而非自西北向西南。

但三苗也并非全部被流放至西北，而是被分化为两个支流，一个顺中原直接向南，一个行至西北以后，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多有融合，再经由西北直接传入毗邻的西南之地，因此，今日苗族文化与三苗族有很深的渊源。

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是因为三苗族的迁徙历程，与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曾受到多次征讨、迁徙，有的向西，为犬戎、西羌，有的向南为三苗的历史轨迹有着十分相近之处。

从考古学方面来说，考古学已经证明，公元前4300至前3200年曾存在于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过汉水，文化影响到达河南南阳地区。

从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一些规划整齐的建筑疑似因为战火而出现了突然中断的历史，同时，属于西南的屈家岭文化却又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甚至进入了南阳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

开始于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南阳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先民的居地。这至少可说明两点：

其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部族曾经具有某种形式的交流。最有可能的就是冲突性交流，即在中原发生战争，并且两个流域的文化相互有所渗透和交融。

其二，中原部族的权力与疆域在公元前四千年已经由于某种原因而大范围的向四周辐射与传播，并招到其他部族的不满与反抗。

其三，西北边界向后退缩的过程，其实是中原文化以及南方文化向西北扩散的过程。这对于后来西北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神话在西北的传说与演变同样奠定了基础。

以三苗族为代表的南方部族在与中原部族的战争过程中，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