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对燕东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只感觉到，妈妈回国本来该是件开心的事情，爸爸每天有时间接我上学放学也该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晚上回到家后为什么经常在我写作业时，在我身后轻轻叹息呢？那时我哪里知道，那个阶段，我们全家都将要靠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是靠着爸爸原来在燕东设计院的工资及他丰厚的外快，而是要靠着妈妈重新回市政府招待所上班所领的工资。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和姥爷的建议，妈妈回国后没有勇气选择很多冒险的新职业，而是乖乖回到了市政府招待所。

现在想来，1998年回到国企改制重灾区燕东工作，其实跟1949年加入国军有得一拼，尤其我妈是放弃在繁华的日本的大好前程，可见她是很爱我的。那个时候，却也还没有人会想到，等待日本的是漫长的‘失落的三十年’，所以我妈妈当年的这个决定是桑榆还是东隅，至今仍很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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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好终止停薪留职的手续后，方真真正式回到市政府招待所担任客房部副经理。然而再回到招待所上班后，她发现所里的很多变化已经让这里显得有点陌生。她不禁问周小红：“周经理，怎么一楼靠近电信大楼的那一侧，全部都承包给联通了？”

周小红说：“师父，您还是叫我小红吧，我一天是你的徒弟，就一辈子是你的徒弟！唉，现在客房部空房率那么高，不承包出去哪来的收入呢？那一层承包给联通做营业厅，不仅租金稳定，我们买个bp机、小灵通啥的也有内部价呢！”

方真真又问：“我看后楼原来的长包房也改成办公室了，那些房间出出进进d的人我都不认识啊，是咱们所的人么？还是借给市接待办的办公室？”

周小红无奈地笑了笑说道：“现在市接待办哪还会借用我们的办公室呀！人家要借房间，也是去新装修的明珠大酒店啊！这些原来的长包房，现在是都当作办公室租出去了，在这里面办公的......”周小红说着说着不禁压低了声音，凑到方真真耳边说道：“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皮包公司！你别看他们都挂名这个办事处、那个办公点的，其实全是些骗子，有倒腾专坑老年人的假药的，还有搞什么神童培训的，那片区域，早变成骗子大本营了！”

方真真惊讶地问道：“把房间租给这些人，不是把市政府招待所的名声都给败坏了么？！”

周小红叹息着摇摇头：“唉，师父，这些事也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不然怎么办呢？就这样收租金，所里每个月发工资都还吃力呢！我们还算好的了，你看招待所门口那些举着牌子等活儿刮大白或做力工的人，不少都是因为厂子倒闭了下岗了，在这自谋生路呢！”

方真真听罢，低头看着客房入住登记本上那空白的一大片，也跟着不住地叹息了起来。

市政府招待所的客房部现在变得这么惨了，餐厅部也没好到哪去。

原本日日满座的三个大厅，其中一个给改成了员工食堂，另两个则只能承接点婚宴和升学宴的活儿，周一到周五空得可以在里面滑旱冰玩。餐厅的包房整日里更是空空荡荡，谁现在还吃得起包房呢？

与市政府招待所当下所处于的萧条情形不同的是，从秋天开始，燕东的公路、水利、环保等基建类项目，似乎以前所未有的井喷速度开展了起来。

细心的人应该会留意1998年8月29日的一则新闻，就是在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决议，拟增发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用来投资公路、铁路、环保、水利、城市化建设等基建类项目。与燕东类似，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那个秋天前前后后掀起了基建的第一波热潮。在那之后，国家于1999年增发了1100亿国债，又于2000年继续增发了1500亿国债，中国‘基建狂魔’的血脉就此觉醒，而它对于经济的拉动效果，要在千禧年之后才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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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开学之后，因为我妈方真真又回到市政府招待所工作，那里又成了我每天放学后的去处。只是现在，每天跟我一起坐17路公交车到站前的只有耿博一个人了，我们俩有时也会聊起搬去上海的赵泽明和搬去深圳的高洋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路沉默不言地一起坐车到市政府招待所。我也不知道老耿是否还在我们不易察觉的地方默默吧保护我们，反正那次他打了那几个小混混之后，再也没有流氓跟踪或欺负我们。

我们到了市政府招待所后，我去客房部，耿博去餐厅部；洋洋姐搬去深圳后，无人再打开总统套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