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自己案子的始作俑者非钱峰莫属，所以对冯同勤让我看的卷宗内容并没感到意外，只是印证了自己的判断而已。

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我觉得今天还是有收获的，起码迫使姓胡的和冯同勤做出了一点让步，用证据出卖了和他们沆瀣一气的钱峰。

这样一来，我接下来直面钱峰的时候，就不仅仅是靠猜测和推理捶他，而能凭实打实的证据说话，让钱峰无法用谎言推卸责任。

这丁点的收获坚定了我趁热打铁的决心，准备明天继续去检察院，和姓胡的及冯同勤耗。

你冯同勤不是会耍无赖吗，你可以不要脸，但我不信号称法制社会守护神的古城县人民检察院，也会不顾忌自己的脸面，面对无辜蒙冤入狱的守法公民，要求你们纠正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违法行为的诉求，可以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把车停进宾馆的停车场后，我没有找地方吃晚饭，而是在街边买了些熟食、两个烧饼和几瓶啤酒，准备洗完澡后，边给军哥打电话，边自斟自饮。

小煤窑和洗煤厂的事可以暂且不管，但同赵军的北方公司合伙向上海发运焦煤的事情却不能不问。

那可是数百万元的生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三个多月里，至少能给自己带来一百多万纯收入。

军哥狡兔三窟，我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上在省城自己家里，正在陪老爸老妈吃晚饭的赵军。

军哥嘴里有东西，在电话里含混不清地问：“谁啊？”

我轻轻说了声：“打扰军哥吃饭了。”

听筒里传来“啪啦”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紧接着便是被食物呛到后引发的剧烈咳嗽声。片刻之后，军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喝几口水，缓过劲后给你回过去。”

军哥知道我在监狱里，可能没想到会接到了我亲自打给他的电话，吃惊之下被嘴里正在嚼着的饭菜呛到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自己能少花点钱。

用客房的电话，通过宾馆总机拔打长途的费用不是一般的高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过，估计今晚和军哥聊的时间不会短，如果自己是接听方的话，至少能节约上百块钱话费。

五分钟后，我猛灌了两大口啤酒，一手抓着烧鸡腿，一手抓起了电话听筒。

军哥问现在是啥情况，我把自己的现状告诉了他。

赵军说，听到你被检察院抓走的消息后，我曾经想找人把你捞出来。

凭我家老爷子在省城官场混了三十多年的资历，这点小事要办不成的话，那就太丢人了。

我向徐冰雅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时，小徐说你不想借助外部力量解决这件事，让我千万别瞎掺和，所以我一直没敢轻举妄动。你可不能说哥们不义气，对兄弟见死不救啊！实在是因为冰雅当时把话说得特别重，让哥哥我不敢轻举妄动。

军哥的父亲在路局当了十多年一把手，在整个河西省都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在一个县级检察院手里，捞个本来就没啥事的小企业干部，正如军哥说的那样，一个电话就能办得妥妥当当。

因为我确信自己没做过违法的事，对自证清白有十足信心，不想落下是靠求人托关系，靠法外之力，才让检察机关放弃了对自己的查处，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的话柄。

所以我当时不但拒绝了王俊臣的好意，还让徐冰雅转告我的朋友，让大家别为我担心，不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给我帮忙。

当修造厂厂长之前，我的工作单位一直在榆树坪矿机关，认识的人，交的朋友都是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也都限于古城矿务局范围之内。从现任的局级领导，到井下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几乎没和矿务局之外的人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修造厂当了一年多厂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外界联系的比较频繁，因此认识结交了一些关系相当不错的朋友，比如农机厂的宋超、北方公司的赵军、其中也包括王俊臣王县长等等。

新结识的这几个朋友的能量都不小，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要么有势，我知道他们都有一定的帮我摆脱困境的能力。

比如说王俊臣。虽然他只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打听点内幕消息，找个关系，委托监狱工作人员适当关照一下刚入狱的我，对他来说不用费多少劲，但他干涉不了检察机关的办案行为，没有把我从高墙里捞出的能力。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