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扬州作为大运河与淮河交汇的枢纽，其盐商园林园的营造技艺堪称南北融合的典范。园内"四季假山"以北方叠石技法堆砌黄山余脉，而建筑格局则遵循江南园林的曲折幽深。

据两淮盐运使档案记载，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年经销额占全国1/3，催生了"上午皮包水（早茶），下午水包皮（沐浴）"的南北兼容生活方式。2014年大运河申遗时，个园被列为重要遗产点，其背后的"盐引制度"正是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腹地互动的产物。

寿县古城，则保存着更古老的军事记忆。现存7.6公里的宋代古城墙，其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完整保留着《营造法式》的规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门"靖淮门"的设计：城门朝向淮河支流淝水，门洞内设千斤闸槽与排水暗沟，印证了《晋书》记载的淝水之战（383年）水文特征。

当地至今流传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典故，古城博物馆藏的东晋青铜弩机与铁甲残片，为这场决定南北格局的战役提供了实物证据。2020年考古发现城墙夯土层中包含大量唐宋瓷片，揭示出这座"江淮要塞"同时作为商贸口岸的复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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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座古城一商一军，共同诠释了淮河流域"南船北马"的区位特质。扬州见证和平时期的南北物质交流，寿县铭刻战乱年代的地理博弈，二者构成的遗产网络，完整呈现了淮河作为文化分界与通道的双重属性。当前推进的"淮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试图通过这类遗产的活化利用，重构当代人对南北文化互鉴认知。

淮河的治理史可追溯至大禹"导淮自桐柏"的传说，而明清时期的治水实践则达到古代工程技术的巅峰。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在淮安段推行"蓄清刷黄"策略，其核心在于利用洪泽湖蓄积相对清澈的淮河水，通过人工闸坝调控，冲刷黄河夺淮后淤积的泥沙。

1578年修建的清口枢纽采用"束水攻沙"原理，以长达30里的导流堤迫使水流加速，年清淤量达120万立方米。然而受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该策略最终未能根治黄河泥沙问题——据《淮系年表》记载，至清康熙年间，淮河入黄口河床仍以每年5-10厘米速度淤高。

与之相比，高家堰（洪泽湖大堤）的工程技术更显卓越。这道始建于东汉、完善于明代的堤坝，采用"石拱墙+木桩基+夯土心墙"的复合结构：

石工墙以每块重达2吨的玄武岩条石榫卯拼接，总用量超60万立方米； 桩基工程运用"梅花桩"布局，每平方米打入5根柏木桩（现存桩基最深达18米）；防浪设计首创"坦坡"消能技术，将波浪冲击力减弱70%以上。

2014年该工程作为大运河附属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展现了前工业时代水利工程的高峰"。如今在洪泽湖大堤遗址公园，仍可清晰观察到明代工匠在条石上刻制的"工段碑记"，这些铭文不仅记录施工责任制度，更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工程管理的重要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治理进入系统化、科学化的新阶段。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新中国首个大型流域治理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创造性提出"蓄蓄兼筹"的治淮方针，投资12.4亿元（占当年全国基建投资3.7%），重点实施四大工程：

佛子岭水库（1954年建成）——我国首座大型连拱坝，库容4.9亿立方米； 苏北灌溉总渠——人工开挖全长168公里的引淮通道； 淮河入江水道——拓宽至1200米行洪断面； 蒙洼蓄洪区——设计蓄洪量7.5亿立方米。

至1957年，淮河流域防洪标准已从不足3年一遇提升至10年一遇，粮食产量较1949年增长83%。

2003年淮河流域遭遇1954年以来最大洪水后，国家启动19项骨干工程建设（2003-2013年），总投资437亿元。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世界最大平原闸坝枢纽）使中游防洪标准达100年一遇；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年均调淮河水36亿立方米； 建设湿地保护区23处，鱼类洄游通道12条。

水利部2020年评估显示：工程体系使流域gdp水灾损失率从1.2%降至0.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提升至65%，但同时也面临湿地面积缩减15%、土着鱼类减少28%等生态挑战。当前正在实施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治淮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