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朋友，战友.....

虽然传染他们以后，包括我自己，生活节奏并没有受到什么的影响，我自己本人甚至在感染这个病以后，当兵成为了一名武警机动单位的士官，特战队员，援疆勇士。

但在我退伍的两年时间左右，我爸因为这个病，心血管爆裂，花费近四十万抢救了回来，与此同时我也差一点心血管爆裂了，但这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有着极其规律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演变而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五个显性和隐性的阶段，我和我父亲就是通过这五个阶段极其缓慢与极其规律的但却是无法改变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这一步。

我也与许多感染此病十年左右的病友进行过沟通，也皆是如此的一个发展过程，甚至在许多的细节方面分毫不差(这些十多年的老病友，每个人都有着此病的五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比如当他们处于此病的第四阶段的隐性时期时，有着相同位置的血管瘤，并且这些相同的血管瘤的位置会产生出多种相同的疼痛方式，以及多种相同的疼痛产生条件，这里仅介绍老病友的五个阶段的第四个阶段的隐性时期的部分生理症状相似特征。)，

也正是因为此病第四阶段的显性到隐性适应期中那些几乎一日数死的生活体验才让我有了足够的动力去确定了此病的致死原理和过程，详情见报告。

所以我综合自身的经历与认识认为，阴滋病是一个虽然隐形性极高，但却极其规律和循序渐进的病。

而如果我们会因为此病遭受到无法承受的损失了，那么会不会也是极其规律与循序渐进，如果最后是这么一个答案的话，那么这是肯定的，这都是极其规律和循序渐进的，但我们似乎都有意的回避这种残酷的真相，对于为什么如此，我谈谈自己对此的看法。

参考非典起始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无法检测出病原体的新的传染病的发现与重视的前提是它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受感染者，并且要起到一定的政治影响，否则难以面对与重视。（比如在非典遭遇初期，在部队介入之前，非典病原体一直被官宣为衣原体，甚至在将主要负责人革职以前，非典的危害性传染性感染人数一直被瞒报，是的，这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但从客观角度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管控过程与成果来说，他们难道不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他们难道不比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去做吗，当然，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好，甚至他们对此所拥有的勇气也绝不会小于任何一个人，只是对于他们而言太残酷乃至残忍了，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期面对非典真相时所需要的智慧与勇气，已经超过了战胜非典真相所需要的智慧与勇气了，而这又是为什么。

第一，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教训，我们没有面对此病能够让我们变得成熟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很难不像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一样的在乎眼前的安逸，和对安逸的幻想，我们也很难不像刚上战场的新兵一样的幼稚，对于在眼前的杀戮，除了手足无措，就是原地恐慌。

第二，在这个时期，我们不仅连病原体找不到，甚至连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都无法保障，接诊非典患者的医院一个接着一个的陷落，但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在其他地区所遭遇的幼年期非典我们防控住了于是导致了我们有一个对于安逸的选择和对安逸的幻想，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在这个时期任何的面对成年期非典真相的思想或者行动所产生的痛苦，对于当时的官方和非典主要负责人而言，都是无法想象的，而一旦对于在面对残酷真相时所产生的痛苦，我们选择了回避，那么我们将被迫选择谎言，但是面对谎言代价的痛苦程度必然是远超面对残酷真相代价所产生的痛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已经选择了谎言的人来说，真相已经无足轻重了，甚至不值一提了。

于是对于已经选择了谎言的人来说，将不得不继续选择逃避与欺骗，一直到相关的负责人，也就是选择谎言的人被革职以后才开始面对真相，才能开始面对真相。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非典遭遇期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瞒报错报并且屡教不改事件发生的本质原因，还有一些客观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太多次如此了，于是有了一个长期积弊而形成的氛围惯性，但这仅相当于一个助推，一个时至今日，依旧根深蒂固般存在着的氛围惯性助推。

而这种类似情况又一次的发生在了面对阴滋病的真相上，何其一致，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换了种形式。

是的，我们并不是没有从非典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到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