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反驳，却一直低着头，似乎在认真地想着什么。

不知是因为愿赌服输，还是因为观念上真的有了那么些许改变。总之那次募捐之后，祝翼铖对政府和他所谓“愚民”的批判确实少了许多，而他看向周围的目光，也不再像一开始那样苛刻，而是多了些由衷的同情。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持续多久。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十月二十七日那天，祝翼铖突然故态复萌，又开始抨击批判起来。与此同时，他开始拒绝继续写用于激励民心士气的传单或者宣传稿，脾气也愈发暴躁起来。

上午来医疗队求助的病人似乎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捂着肚子，蜷着身体，满头大汗。可他只不过是无意间对祝翼铖抱怨了了一句“这么没完没了地拖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国军还不如就别打了，没准日本人还能消停点。”祝翼铖便狂躁地摔了手里的镊子，猛地站起身，拂袖而去，将伤者一个人丢在了那里。

孟芸倩在医疗区供义务医疗队的工作人员休息的帐篷里找到了祝翼铖。可是无论她怎样劝说，祝翼铖却坚决不肯再回去为那人看病：“这种社会烂渣，死一个少一个，哪怕只剩一个也嫌多！国军不会打，百姓没骨气，中国哪里还有未来，没有、没有！”

被祝翼铖的暴躁吓到的孟芸倩，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着祝翼铖在哪里咬牙切齿，心中既觉恐惧，有有些不忍看着他继续这样愤怒下去。而且病人还被他丢在外面，最终还是杨惠敏打圆场，请来了祝翼铖的一位同学完成诊疗。

导致祝翼铖突然变成这样的，却是蒋委员长的一个命令：国军主力撤出上海。

10月26日晚，驻守上海的国军似乎凑在一起研究了些什么，当然他们商议的具体内容是军事机密，旁人不得而知。27日一大早，国军便开始陆陆续续地向南京撤退了。

祝翼铖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一直陷在失望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孟芸倩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