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上，伸出一个指头也比他们懂的多。可是他们是官长呀。因为是官长，所以就糟糕透顶了！

“官长，”一位最有经验的同学说，“是不肯同士兵一起上课的。”

“官长们的自尊心是不能触犯的。”另一个补充说。

因此，对待这一群落后的官长，我们只能小心的在行动上和谈话上去影响他们，转化他们。比如官长们吃好的，穿好的，早晨睡懒觉，我们政治工作员们就与士兵一起生活，天不明就爬起来。官长们看见我们大家都起早，也就不好意思晚起了。

往往在晚上，当官长们闲暇的时候，我们就找机会用谈话的方式去进行教育工作。比如某人同某中队长私人间关系好，就叫他常到中队长屋里闲谈天。我们知道他们进游击队的目的不正确，一则为武装逃难，二则为升官发财，我们就假造出许多新闻，许多故事，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打消他们的错误观念。有一次一位同学对一位曾经当过土匪杆子头儿的军官谈话，他像煞有介事的说道：

“我们有一部分同学现在太行山里打游击，他们的游击司令是杨秀林。杨秀林，这名字中队长该知道吧。”

“呵，呵。”中队长假装知道，点点头。

“他以前也是一位绿林英雄，不过为人很正直，很谦恭，很爱读书。当绿林好汉并不是坏事情。满口仁义道德暗中坑害民众，出卖朋友，那才是最坏不过。以前秦琼也是土匪，可是后代人谁不赞成？”

“对对，秦二哥为朋友卖了黄骠马。如今门神爷就有一个是秦二哥。”中队长同意的说。

“瓦岗寨众家弟兄不光讲义气，可尊敬的还在他们能够为国尽忠呐！”

停一停，这位同学又说道：

“杨秀林要不是不肯同日本鬼子干，报纸上也不会登载着他的名字，政府也不会委派他做一个游击司令，老百姓也不会那么甘心情愿的跟着他！”

过了几天，中队长见那位同学问道：

“那位姓杨的我听说是教书匠出身，不是土匪吧。”

“那是另外一个人！”同学板着面孔解释道：“那一个叫做杨秀龄，这一个是杨秀林，他们是族兄弟，可是都在打游击。秀林比秀龄还要干得好，因为秀林起小就在太行山里混。”

像这类故事我们造得非常多。对绅士我们就造绅士抗日的新闻和故事，对流氓就造流氓变成英雄的故事。我们还造出许多故事去消灭流行在部队里和社会上的汉奸理论。这样的方法最容易犯的毛病是露出马脚，但如果用得恰到好处，最能使对方感觉兴趣，容易了解。

官长们不好意思加入士兵的歌咏队，自己又不肯正正经经的组织个官长歌咏队，他们的消遣办法是吃酒，打牌，唱唱京戏。唱戏取乐往往在中队长的屋里举行，而下级官佐都可以跑去听听。我们政治工作者一遇着这种机会决不肯轻轻放过。有时自荐的唱几段，有时却用一点小手段让官长们请求我们唱，表面上看来他们是主动的。我们预先把新编的京戏或大鼓书之类预备好，官长们一请求，我们就遵命唱起来。有时我们能使官长们听得高兴起来要求跟着我们学，这时候，我们的一片苦心就算获得报偿了。

关于士兵的教育工作，我们的原则是启发的，民主的，避免板起面孔来讲道理。我们把他们组织成许多识字小组，使程度高的教较次的，较次的教文盲。读的书都是我们编印的，像《识字课本》，《抗日三字经》，《游击战术四字经》。我们从旁指导着，督促着。每星期开一次识字检讨会，成绩坏的受批判，好的受奖励。农人们在识字方面比较笨，兴趣也比较淡。产业工人最优秀。土匪最滑头，有时故意妨碍别人用心学。为着使士兵们养成集团生活的好习惯，每晚举行歌咏会，每星期举行生活检讨会，此外还有时事谈话会，政治讨论会，讲演竞赛会，游击战术研究会。起初他们参加集会总是羞答答的不说一句话，几次之后就胆壮了，大部分农人都敢倾吐出天真而朴素的心，会场里充满了热烈的争吵和喧笑。

除这些会之外，我们还举行过集体游戏和游艺会，集体游戏中扮演的如“捉汉奸”，“捉俘虏”，“打冲锋”，都含着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我们规定每天有两小时政治讲话，但可惜往往被落后的官长们消极或积极的加以妨碍，使我们不能够好好进行。比如逢着该上课的时候，官长们偏让士兵在操场里不下来，我们就只好肚子里白生气！

个别谈话也是进行教育的好方式，但有时我们想调查一下士兵的家庭状况就没有顺利的进行成。这失败的原因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