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又从新兴奋地响了起来。

“这家伙，希特勒！”我悄声地对康君笑着说。虽然我不曾听过希特勒的演说，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像希特勒那样怪物，他的演说时的姿势、声调、倔强的神气，应该和阿雷相同吧。

这年暑假，雷和伊坪，还有一位脾气古怪的朋友傅孤侣，他们同王先生闹了不少别扭，都离开了大同小学。暑假后雷和坪到一个土匪如麻的乡下去教小学，我第二次又到北平去住。一年里我们通讯的次数并不多，我只从开封朋友的信中知道他们一点消息。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在北平第二次患了沉重的咯血病，八月初回到开封，打算转回故乡休养。这时候汽车公路被长期的霪雨冲坏，马车和洋车都走不成，在开封又没有安静的地方可住，正在没有办法，雷告我说，王毅斋先生要请他回杞县作大同中学的教务主任，他已经答应了。

“走吧，”雷说，“跟我到杞县养病去！”

杞县那时候还很不坏：半城积水，处处荷花。同雷住在大同中学里，看看书，睡睡觉，谈谈闲话，有时忍着肘巴间的痛疼写点文章。那时芦焚也在家里住着，我们的生活倒很不寂寞。不过在许多地方我们同芦焚的意见完全不同，因此也不免常常抬杠。

开学以后我离开了大同中学，到豫北日报社住到残秋将尽的时候才回到家乡。冬天梁雷也回到邓县看他的母亲，被县立女子师范和第一小学留下教了半年书。我们在家乡都是被目为左倾人物，雷因此虽然被一般学生所爱戴，却在同事方面处得不十分痛快，到暑假又回到大同中学当教务主任去了。

又到残秋时候，我又去杞县做大同中学朋友们的食客了。朋友们为着便于我的养病和静心写作，把我安置在小学部比较清静的院落里。每天我要到中学部去和朋友们见见面，雷一有工夫便到小学部里来看我。每次到我屋里，他总要拿起来我的稿子细细地看看，批评着。他这时是一个戏剧研究者，对于文学有很高的理解能力。他一方面在杞县教学，一方面又托朋友在北平替他编印《群鸥》月刊。他为学生所崇拜，连他的极端不妥当的偏见也会使学生们无条件地接受。他以热诚、苦干精神、进步的思想见解，争取了全校学生的信仰和爱戴。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三年中，河南政治上的低气压使理智清明的人们几乎无法忍受，使所有教职员和大中学生们很多人滚进党派泥潭里，丧失了理性，丧失了良心与纯洁，而尤以教育行政方面的头头们没有例外。据我所知，只有大同中学是一片干净土地，学生们敢谈救亡，敢自由地读有用的书报刊物，敢组织各种进步的读书会。大同中学的师生在四面楚歌中倔强地喊道：

“关起我们的大门来，支持到最后一刻！”

过了一九三七年元旦不久，我又可怕地咯血起来了。病轻以后便挪进中学部里去住。但经过了双十二事变，朋友们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到开学的时候，赵伊坪和王衡都离开了学校，大同中学的三个灵魂在春天只剩下阿雷一个。阿雷在寂寞中担负着更困苦、更沉重的担子，像骆驼似的继续向前走着。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离开了杞县，初夏时候到了北平。卢沟桥事变以前接到阿雷一封信，说是要到北平来以求深造，我回信叫他把下期饭碗谋就以后再来北平，在北平住一个暑假仍回河南教学，免得受饿。卢沟桥事变以后又接到他一封信，说他要到上海去了。“这家伙，”我心里说，“去上海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就写信劝阻。以后就没有再接到他的信，大概不久他就动身了。

北平失陷后我回到开封来主编《风雨》。向几个朋友探听雷的消息，有的说雷在上海，有的说雷在太原。九月中旬有两位大同中学的学生来《风雨》社，向我报告说他们的老师梁雷当了晋北盂县的县长了。学生们都非常兴奋，纷纷地准备着到晋北去找他们的老师。阿雷走之后还不断地和学生们通信，据他给学生们的信上说，雁门关失陷后，敌人迫近盂县，盂县县长弃城而逃，牺盟会就派他去做危城中的临时县长。但我因为过于忙碌，并没有向他写一封道贺或鼓励的信。

过了十来天，我忽然接到梁雷的一张明信片，说他正在导演着一幕戏，背景是荒山加荒山，演员们是雁门关外十三县的游击队，观众是四万万五千万不愿作奴隶的中华儿女。他这时担任的实际名义是偏关县县长兼雁北十三县游击司令。这张明信片虽然带给我无限兴奋，无限欢欣，却也不免使我看出了他的弱点。我心里批评着：“何必把自己看成那么了不起的英雄呢？”因此雷虽然在明信片后边注明叫我把它在《风雨》上发表出来，我不但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