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在那里，赖着梁雷和其他友人的供给与招待，我曾经打发掉许多无处可去的贫病日月；我永远怀念着那里的许多学生，我不知道那些信仰真理并敬爱我们的孩子们有多少已经像梁雷一样变为烈士；那里的一切都使我永远怀念，正如我怀念着我的亡友。

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沦陷了十几个省份，能够尽忠守土以至牺牲生命的县长，我们只知道在山西仅有四位，在山东仅有一位，在十几省中至多也不会超过十位。千百县长尽是贪生怕死之辈，千百县长只知道剥削百姓、升官发财，千百县长昏头昏脑地替敌人做了清道夫，这使我越觉得这几位死者的重大意义，越觉得他们的鲜血流得光荣。如今，在抗战周年后我看见这半未沦亡的土地上仍是一种相反的对照，就是：一方面有人在艰苦地工作与英勇地牺牲，一方面有人依然走着那个千百县长们所走的道路。呜呼！我的亡友，我不禁愤然而悲哀！

最近虽然梁雷的母亲还在盼望着儿子的平安家信，但是他的夫人已经知道了这不幸的消息。把噩耗瞒着斑鬓萧然的老母，她曾经抱着孩子到我的家里痛哭着询问烈士的牺牲经过。她还说，有人说梁雷在外边又娶了女人，养了孩子，她希望我们能设法把那对漂流在外的母子接回，因为家中的人口实在太单薄了。这愿望是出于真诚和同情，但谣言却是出于无耻下流的有意诬蔑。在生前，被反对理性的人们诬蔑迫害，在死后依然遭受着卑鄙的攻击。让这班反对理性的人们同敌人一齐毁灭吧！

小院寂静，只有凄凉的风声和雀鸣。我的心疼痛起来了……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汉《大公报》）

跋

这篇悼念梁雷同志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的汉口《大公报》。因为是写于国民党统治区，发表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城市，所以虽然有些话说得比较露骨，但是更多的话只能隐讳其词。

梁雷是我的邓县小同乡，在开封认识。在七七事变前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梁雷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教书，有一年回邓县在第一小学（又称文庙小学）教书，而主要活动地是大同中学。关于大同中学的情况，我在《雁门关外的雷声》中写了一点。但因为该文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写的，所以重要的情况不能写出。在我已经发表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关于大同中学的部分说得稍详。今年春天杞县县委调查抗战前中共地下党在杞县活动情况，来北京见我。关于大同中学在当时的作用，校长王毅斋先生办大同中学的贡献，我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

一九三一年以后，河南由蒋介石的嫡系所统治。国民党通过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系统统治和镇压河南人民的进步思想和进步活动。教育方面，基本上被CC系所把持。在公立、私立中学中都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和活动，杞县大同中学可能是仅有的一块干净土地。这个学校曾经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如新华社的穆青同志就是大同中学的学生，而同学中今天成为党的老干部的有许多人。在抗战初期，教员中为抗战壮烈牺牲的，除梁雷外，还有赵伊坪。赵在山东聊城任中共鲁西区党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协助国民党爱国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将军从事抗日斗争。聊城沦陷时，范筑先将军牺牲，赵伊坪被俘，被日寇绑在树上用火烧死。在梁雷的短短教书生活中，每到一处，尽他的力量散布革命种子，不仅仅在大同中学，如今教育部的杨蕴玉同志就是受到他的影响和帮助，逃出了邓县，参加革命。如今趁编选散文集的机会，特写此跋，以补悼念文章未曾写出的情况。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原载《大嫂》（散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