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做师兄道友看。在黄学会，会员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互相称同学，称师兄道友，师姊道妹，只对王川称老先生，因为他是教主，是半带神性的人物。

磕过头以后就开始做起“功”来，倘若是月明之夜，而同学们的数目又特别多，做“功”也往往是在门外，场子上。“功”有好几种：一种是打拳；一种是练刀；一种是大家绕着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子急走着，每个人当走到椭圆形的两码时，便打个转身（自转一周），或跪下去连磕三个头，跟着再走，一直晕倒为止。打拳和练刀都是乱跳乱舞。甚至互相碰冲，没有一定路数。当打拳或练刀的时候，他们的嘴里不住的发出来呼吸与哆嗦的混合声音，叫你听起来会毛骨悚然。另外一种做“功”必须在那充满着神秘空气的“学校”里；磕过头之后双手合十，对着神位闭目而立，一会儿，身子摇起来，手颤起来，嘴里发出哆嗦的声音来，愈来愈凶，于是神灵降在身上了。神灵有时是关二爷，有时是孙悟空，有时是吕洞宾，全没准儿。神来便唱，唱着劫难，鬼子的残暴和打仗，用非常悲哀的调子，几乎像哭泣一样。

“学校”是黄学会唯一的组织方式。每一个“学校”有一位学东。学东多半是没有自卫力量的小地主或富农，可以供给一点香火钱。同学们很少有识字的人。他们都是被愚昧无知牢牢的捆拴着的，在愚昧的生活中发现了这一条求生的道路，唉唉，这条路是多么的古旧呵！

四

这条路可以说是以富农和中农为中心的联合战线。当封建的豪绅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凶的时候，当农村经济激速的崩溃，引起社会极端的骚乱不安的时候，平素有碗饭吃的农人们，小地主和小商人们，在生活上再没有保障了，他们随时都有转成赤贫和家破人亡的可能。这时，放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是起来奋斗求生，或是坐下去等死。他们要活，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前一条路。王川好比是摩西。他企图领导那些苦难的人们渡过红海，走向福地。

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有十条戒命，而王川也有同样的东西，内容有许多是一样的。只是王川的不带一点儿宗教的气息罢了。这十戒条可以说是联合战线的共同纲领，它的内容是：

一、不贪意外之财；

二、不贪意外之色；

三、不喝过多之酒；

四、不可欺压好人；

五、不可利用保甲；

六、不可以大压小；

七、不可欺穷捧有；

八、不可违天行事；

九、见寒舍衣；

十、见饥饿舍饭。

王川和他的信徒们看不见农村崩溃的真实原因，斗争的目的只在获得一种稍为合理的安定生活。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觉悟，所以这个“纲领”全是些消极条文。他们一方面反对土匪，一方面反对贪利盘剥。在生活上更悲惨，而没有更好出路的佃农和雇农，虽然黄学会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但也只好跟富农走。他们如果脱离了农村，除非抢劫或饿死，并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呵。

从东汉末叶以来，历史上就不断的出现这种类似的农人运动，王川还只走着那条古旧的道路，在北伐前后，大江以北，到处像狂潮般涌起来披着迷信外衣的农人结社，黄学会也许就是当时的黄枪会，不过形式上多少有点儿改变罢了。

五

王川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大别山北麓的故乡，来到鄂北的应山。他的最早的而且最有成就的徒弟是一位叫做周道引的庄稼人。他有三十开外的年纪，高个子，瘦瘦的脸孔，蓝眼睛，同生人说话时他的鼻尖上便冒出来一圈汗珠子，但他现在一点也不像庄稼人，穿着吊儿郎当的长袍子，罩一件日本兵的黄大衣，戴一顶旧毡帽，两只大而瘦的手上长着长长的指甲。他很久以来就脱离了生产，专事传道和打仗了。

他是随县的淅河人，据说民国十七年他在应山入了黄学会，以后就一边种田，一边传道，一边打仗，越打越出名，同土匪结的仇越深，越叫他欲罢不能。抗战军兴后，随县地方不靖，周道引便被各处欢迎去设“学”传道，保护财产和家小。随县的黄学会可说是周道引一手传播的，所以本来同学们应该把他当师兄道友看，却破例称他为先生。他在黄学会中的地位仅次于王川，家中客常满，到处受尊敬，俨然是一位农人英雄。

起初，地方政府对黄学会并不注意；后来看它的势力一天天的大起来，在维持治安上很有用，便转而来利用它。政府给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国卫队，而聘请王川为总指导。周道引为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