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鄂北分会（又称襄樊分会）成立不久后曾经组织过两次笔部队。第一次是在二十八年春天，为响应总会“到战地去”这个号召，我同克家，孙陵，另外两三个青年同志，从襄樊到随枣前线。从随枣突围回来没休息多久，我同克家又第二次结成小组笔部队冒着溽暑就道远征淮上。

我同克家的这次远征，算是鄂北分会第二次组织笔部队访问战地。这时候总会组织的战地访问团已经向北战场出发了，这对于我们是一种很大的激动，要求到敌后远征的心愿非常热切。八月下旬我们到了皖北阜阳。当地有文协的皖北分会筹备处，负责的是王萍草等。我们的访问把他们的工作兴奋起来了，准备集中力量办一个较大的文艺刊物。后来这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皖北各地青年对我们这次访问却受到不少影响，像《淮流》等侧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都是在这时期酝酿成的。而全国和第五战区文艺运动的大体情形，也是在这时候传播到皖北去的。

在皖北绕了个大圈子，转到立煌去，逗留了一个星期，又穿过河南平原，回到鄂北。第二次我到大别山是三十年的春天，当杜鹃花正红的时候。在山中停留了将近一年半，到去年秋天离开。当我来到山中的时候，原来鄂北分会的会员刘芳松、黎嘉都早到此地，不久白克也来了。于是分散的人已经有一部分集结起来，新的刊物已经出版起来了。但工作本来是在痛苦中开辟的，当痛苦愈来愈多的时候，朋友们就像是到了晚秋的枫叶，经霜一打，风一吹，纷纷的四散飘零。

三十年的秋天，安徽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已经在常恒芳先生的领导之下，出版了三个刊物，其中有一个是李春舫编辑的《文艺丛刊》，每期大约有六七万字。我到大别山中的时候正逢着《文艺丛刊》出完了第一卷，准备从二卷一期起大加革新。革新号于五月间出版一直支持第二卷终了。

大别山中第二个较有实力的文化机构是中原出版社。我到山中的时候，中原出版社除出版已经有两年历史的综合性刊物《中原》外，又出版了《中原副刊》两期。后者是所谓软件刊物，实际上带着浓厚的低级趣味，每周一期，每期五万字左右。从第三期起我将这个刊物里外革新，使它成为一个大方的，严严肃肃的，偏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

将《中原副刊》出完了第一卷（六期），就索性改成了《中原文化》，更侧重文艺方面。后来李春舫编的《文艺丛刊》停刊，为适应读者需要起见，《中原文化》从二卷一期起就变成一个纯文艺刊物了。山外朋友以稿子支持我的也有许多人，其中以克家，田涛，碧野，周熙诸友最为出力。实际说来，以大别山的种种条件而论，当然不可能办一个像样刊物，我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惜乃是因为它是茫茫中原，茫茫战地，茫茫江淮之间，唯一的文艺刊物，唯一的不含毒汁的菌蕈！《中原文化》在内外的复杂矛盾中出够两卷，天气又到晚秋了，霜降了，西风紧了，枫叶开始飘零了，我也带着怅惘而轻松的心情出山了。

在大别山中，真正能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多少人，实际是一支孤军。最值得夸耀的，也最值得我永远不忘的，是这一群形形色色的文化工作者都能够坦白合作，融洽无间，共同为开展工作而努力。由于大家在工作上能坦白合作，许多困难的工作到我们手里都迎刃而解了。第二届诗人节在大别山的盛况也是茫茫中原所没有的。不过我们不能作的工作毕竟太多，那都是叫人只能摇头叹息。

我们同大后方的朋友们远远隔离，在“风雨如晦”中死守着一道散兵线。虽然支持到去年秋天大家走了，散了，然而我们曾经是一支有力的孤军，曾经在一道共过甘苦：我关心着这些朋友，时常在夜间梦见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恙，并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在另一个地方从新聚首，从新建立起我们的文艺战线。

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

（原载《抗战文艺》一九四三年三月“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