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雅利安人在公元七八世纪控制的势力范围明显缩减。一千年前，中国以西的文明世界似乎都是由雅利安语系民族掌控的。现在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匈牙利。雅利安人几乎失去了所有在亚洲的领地，只有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还完好无损，西班牙的绝大部分疆域和整个非洲都已经落入他人之手。有关昔日罗马的记忆，人们恐怕只能从西方***牧师所使用的拉丁语中找寻了。大希腊世界也光辉不再了，其领土范围缩小至以君士坦丁堡这个贸易城市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与以上这些雅利安势力的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闪米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岁月后又从被征服的屈辱与湮没中崛起了。

不过，北欧的日耳曼民族并没有因此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虽然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欧洲的中部和西北部，而且社会动乱、政治思想混乱不堪，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在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崭新的社会秩序，并在沉默中准备再次崛起，他们打算建设一个比以往更加庞大的帝国。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已经介绍过，西欧在公元6世纪时就已经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了，地方王侯纷纷割据自立。然而，这是一种无法长久维持的不稳定状态，于是在这种混乱中逐渐形成一种“合作与联盟”的全新体制，即至今依然在欧洲生活中留有痕迹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建制度，实际是强权社会的某种体现。

在封建社会里，个体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觉不安，所以随时有人会为了获得帮助和保护而放弃部分自由。他们需要投靠一个强有力的人，让他做自己的主子和保护人，并愿意为此去服兵役、缴纳税赋，以确保自身财产的安全。而这些人的主子，为了寻求安全和保护，则需要找一个更有权势的人来效忠。此外，各个城市也从这种寻求封建保护者中获得方便，就连教会和修道院也存在类似的附属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寻求保护者在获得保护前一般需要起誓，表示永远效忠保护者，然后才能获得保护。这套体制既自上而下地发展，又从下向上发展。就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制度便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制度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差异性极大。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初的时候经常发生暴力冲突和私斗，但最终确立了新秩序和新法律。在封建制度确立之前，这种金字塔式的制度始终被不断完善着。到公元6世纪初，在今天的荷兰、法国地区，就已经形成由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此后西哥特王国、伦巴底王国和哥特王国相继出现。

公元720年，***军队在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时，发现了法兰克王国，而这个王国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查理·马特

—衰微的克洛维王室后裔的王宫总管大臣。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战役中大败***军队，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事实上，这位查理·马特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霸主，他的领地从比利牛斯山一直伸展至匈牙利，他还掌控着不少的分别使用低地德语、高地德语、法兰西拉丁语的封建诸侯。

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不仅推翻了克洛维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统治，而且还抢了王位。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对该王国的统治始于公元768年。查理曼登基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竟然拥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王国，然后他便不断想要恢复拉丁皇帝的称号。后来，他发兵攻占了北意大利，终于让自己成了罗马的统治者。

倘若我们站在世界历史宏观角度探求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比纯粹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更清晰地发现，拉丁罗马帝国的传统是怎样的专横压抑，又是怎样灾难深重的。一千多年以来，为了得到某种虚幻的霸权，欧洲人彼此间进行着持久的你争我斗，从而极大地损耗了欧洲的精力。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某种压制不住的仇视情绪，而这种仇视情绪吞噬着欧洲人的心智，就好像是一个疯子又患上了强迫症，简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而造成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则是统治者的野心，这一点从一心想成为罗马皇帝的查理曼（即查理大帝）身上就能明显看到。查理曼的王国，是一个由许多开化程度不一的日耳曼封建小国组成的王国。在莱茵河以西，许多日耳曼人都是以拉丁化的土语进行交流的，各种土语融合在一起，最终演化为后来的法语；在莱茵河以东，这里的日耳曼人则始终以日耳曼语为流通语言。如此一来，两支未开化的征服者之间的交流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根据法兰克王国的传统，查理曼去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