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在整个公元12世纪，欧洲人在探索知识方面的活力和勇气又重新迸发了，人们萌生了向早期希腊人学习进行科学的研究和理性的探索的想法，同时又打算像意大利人卢克莱修一样继续沉思。引起这种理性的复兴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对私斗的管制，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人们获得了较为安宁和舒适的生活，十字军多次远征对欧洲人思想的刺激等，都是促成这次复兴的极为重要的前提因素。而且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商业贸易越来越繁荣，城市又恢复到以前那种闲适、安逸的状态，教会中的教育水准也在提高，而且这种教育还惠及普通民众。

到了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时期，那些已经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城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维斯比以及卑尔根等。这些城市是贸易城市，往来的旅行者很多，人们到这里旅行，在这里交易，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讨论。对于教皇和王侯之间的相互倾轧、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行为，人们都极为痛恨，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同时也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探讨。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谈到，阿拉伯人是如何让欧洲人重新重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如何让冥顽不灵的欧洲人对阿拉伯哲学与科学发生兴趣的。事实上，对人们思想触动最大的是犹太人，而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教皇权威最好的质疑。除此之外，由于冶金术士那种神秘的、充满诱惑的研究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也加入到那种细微隐秘而效果显著的实验科学研究行列。

此时，精神出现觉醒的，不只有那些独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包括普通人—这种现象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虽然有教士的迫害与压制，但是所有***教义传播到的地方，都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骚动，它直接联系着个人的良知与正直的上帝。如此一来，只要有必要，人们就有对信条、高级教士和王侯提出自己见解的勇气。

早在11世纪，欧洲再次进行有关哲学的讨论。牛津、巴黎、博洛尼亚以及其他中心城市都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发展迅速的大学。在这些大学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崛起，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某些概念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并对此展开讨论，而这就是为了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澄清思想的科学时代而进行的奠基。这一时期，以独特的天才傲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罗杰·培根（约公元1210—1293年）。罗杰·培根是牛津大学方济各派的修士，被后人誉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人类历史上，培根的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罗杰·培根在其著作中，言辞激烈地抨击了那些无知的人、无知的行为，并大胆提出时代的无知—这在当时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庄严的，也可以说它是愚蠢的，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各种方法都是幼稚的、拙劣

的，或者说所有的教条都是幼稚的假设，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招致死亡威胁。然而，生活于中世纪的人们，只要没有被饿死、染上瘟疫而死、遭屠杀，他们都会极为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信仰，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而且还对质疑其信仰的人表现出极大的仇视。所以，罗杰·培根的著作就好像是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不仅抨击了当时的各种愚昧思想，还为丰富人类的知识提供启示。他提出了一个主张，即人类必须具有知识积累的意识以及进行科学实验的热情，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又复活了。罗杰·培根始终坚持的便是：实验，实验！

但是，罗杰·培根并不迷信权威，他甚至敢去冒犯亚里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只是一味地在家研究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拉丁文译本—这种译本极为拙劣，却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版本。罗杰·培根用极为苛刻的言辞写道：“如果给我权力，那我就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都烧光，因为阅读它们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制造谬论，增加无知。”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够复活，他一定会发现人们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崇拜他的文章，并且所使用的还是像罗杰·培根所指出的最不靠谱的译文，或许亚里士多德也会赞成罗杰·培根的说法。

为了免于被囚禁甚至更糟糕的事情发生，罗杰·培根不得不进行一些伪装，尽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表面上装作和正统派持有一样的观点。但是在其著作中，他始终对人们大声疾呼：“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吧，不要再受权威、教条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