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解体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也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了。公元16世纪以后，欧洲各民族为了应对新的历史形势，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治国之策。回顾漫长的古代历史，王朝不断更迭，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也不断变化，不过通过君主或神庙来实现统治的统治方式一直都显得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安定的。但是，自公元16世纪以后的近代欧洲，王朝的更迭已无关紧要，人们将更多的关注转移到政治与社会组织实验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上。

我们已提到过，公元16世纪之后的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种奋斗的历史—一种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而使之适应新形势的奋斗。基于新形势本身就一直且越来越快地变化，所以为了适应它的奋斗也表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态势。然而，这种适应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情愿的适应（因为多数人都不愿意自发地变化），其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公元16世纪之后，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日益繁杂，也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无法保持平衡；人们面临着各种全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开始缓慢地、犹豫地开始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体模式。而这一改造，其实是人类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

那么，是人类的哪些生活变化，打破了帝国、牧师、商人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一种通过野蛮民族的征服而实现的周期性更新的平衡，一种使人类在旧世界的1万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某种特定规律。

由于人类的事务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所以人类生活的变化也是复杂多样的。不过，这些主要变化又似乎都归结于同一个原因，那便是有关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长与扩展。这种知识产生于一小部分有才智的人，然后缓慢传播起来，直到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之间。

在人类生活的变化中，由人类生活的精神变化引起的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变化，往往与知识的增长与扩展相伴相生，并且还巧妙地与知识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他们开始追求在更广阔的空间做出更多的贡献，让自身投入到更多的事务中。这就是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佛教和***教等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征。与以往宗教用来处理人类的精神问题的方法相比，这些宗教的处理方法是全新的，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从本质或效果上来说，这些新力量与那些被他们取代或改造的宗教—即以祭司和神庙为中心且有血祭传统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使得在早期文明中不曾有过的个人尊严得到了发展，促进了人类事业的参与感、责任感的发展。

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第一个明显变化便是对古文字的简化与推广，其促使更多的大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协定得以签订和实施。第二个明显变化是，运输工具的多样性，人们最初使用马匹运输，后来又用骆驼，接着又发明了车辆，道路变宽了，铁的出现又大大提升了军事效能。接着出现的变化是，由铸币所引起的深刻的经济变革，这种方便却以危险的契约方式改变了交易、债券和债务的实质。为了适应这些新形势，各帝国的疆域被不断扩张，人类的思想也不断发展。于是，地方神灵消失了，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诸神混合、世界性大宗教的教义****的时代。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注重内容

真实的历史和地理书籍，人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开始系统地研究学问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诞生于希腊和亚历山大城的灿烂夺目的科学研究一度被中断。而且，日耳曼的入侵、蒙古人的西迁、宗教改革引起的动乱以及瘟疫的大爆发，都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当文明在冲突和混乱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经济生活的基础早已不是奴隶制了。最早的造纸厂，为传播信息与协作的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于是，在不同的地方，追求知识和系统研究科学的思想又重现了。

从公元16世纪以来，各种发明与设计作为人类系统思维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这些发明与设计对人类之间的交流及互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它们而言，小范围内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它们了，它们不断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朝着对彼此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更频繁的合作的方向发展，而且发展速度还日益加快。面对这一切，人们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大家都还没做好准备。到了公元20世纪初期，人们的思维突然敏感起来。在这之前，史学家一直没办法告诉大家，如何去应对由潮水一般涌出的发明所引起的新局面。对于刚逝去的400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