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尔曼先生的剑桥女子学院的第二学期，我开始时，信心满满，相信自己肯定能完成目标。可万万没想到，仅开始几个星期我就遇到了难题。吉尔曼先生觉得我应该系统化地学习数学，并且学习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不幸的是，我在开学后，我的大部分盲文书籍还没有印发出来，导致我在上课的时候都没有课本看，另外，上课必备的其他器材我也全都没有。我所上的课，学生很多，因此老师不可能对我进行专门的指导。莎莉文老师也只能一一将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再将老师讲课的内容转述给我，可这些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我亲爱的莎莉文老师在这十一年来首次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物理、代数和几何运算的练习题都是必须要在课堂上进行的内容，可在我没有购买盲文书写器之前，我是没办法在课堂上进行这些的。通过这台盲文书写器，我能将解题步骤和过程写下来。尽管我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画出的几何图形，但我能看“清”这些图形都是在坐垫上用直或弯曲的细铁丝相连摆出的图形。就像凯斯先生报告中说的那样，我只能在脑海中描述那些图形，并且还要记住图形各角的字母、前提、假设、结构和论述过程。总的来讲，就是学习的每个步骤都是困难重重。有时，我会心灰意冷到发脾气，甚至做出让我难以启齿的蠢事，我竟向我最敬爱的莎莉文小姐发脾气。回想起来，让我后悔不已

，她是我人生中最容忍我的人，也是我的挚友，正是有了她的仁爱和宽容，才有了我在这曲折崎岖的人生道路上的不断前进。

幸好，没多长时间，这些困难都一一消失了。盲文的书籍和其他辅助用具都慢慢到齐，我再次恢复了信心，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了。代数和几何是我唯一需要努力学习的科目。如前所述，我天生不是学习数学的料，经常不能理解不同点之间的几何关系。尤其是几何图形，它让我更加头疼，就算摆出那些线来，我依旧看不出来图形两者间的关联。一直到凯斯先生过来教我的数学，我才将数学学明白。

在我盲文书运来前的几天，吉尔曼先生告诉莎莉文老师，我的课业设置得太过繁重了，并且不顾我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减少。刚开始，我们都认为，我需要准备上五年的时间才能去读大学。可在我第一学年结束时，我考出一个让他们都吃惊的好成绩，莎莉文老师、哈勃女士（吉尔曼先生聘请的院长）和另一个老师都开始相信或许我只需要两年多的时间就能结业。吉尔曼先生刚开始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我功课有些方面差强人意，他坚持认为我应该读三年以上才可以，觉得我的负荷太重了。可我并不喜欢他的安排，毕竟我是很想跟同学们一起去大学深造的。

11月17日，我生病了，因此我并没去上课。莎莉文老师知道我病得并不严重，仅仅是一个小病，可吉尔曼先生听到

这个消息，就觉得我是被累垮的，于是，他将我课业安排给调整了，以至于我无法正常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产生意见的分歧，最终，我的母亲来将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学院接走了。

经过这番周转，学校后来安排我跟着剑桥女子学院的默顿·s凯斯先生继续学习。剩下的寒假，我和莎莉文老师全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远的兰瑟姆，我们的好友钱柏林家里度过。

从1**8年2月到7月，凯斯先生每周都赶来兰瑟姆两次，专程教导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由莎莉文老师做翻译。1**8年10月，我们返回到波士顿。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凯斯先生改为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概一个小时。在上课之前，他会将我上节课没理解的内容解答，再给我布置新的作业。到了下课时，他再将我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文作业带回修改，等到再上课的时候再将改好的作业给我。

就这样，我不断为上大学而准备着。我发现这样一对一单独学习比在大班学习要轻松很多，并且还很有意思，完全不用慌张，也不会留疑问，老师拥有充分的时间来为我解答，因此，我学习的也很快，成绩也提高了不少。可我依旧对数学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凯斯先生已经将数学讲述的相当的有趣，还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我所能理解的最简单的程度，但我还是希望代数和几何要是有外语和文学一半容易我就知足

了。凯斯先生，让我将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训练理性的思考，客观而冷静地寻求结论，不让我不着边际地瞎想。不管我是多么的笨拙，但他总是温和宽容地对我。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的笨拙和愚蠢会让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