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所有一流世家献礼完毕，便是二流世家或者一些初具规模的准世家的主场。

至于为何没有那些汉室宗亲？灵帝以来，党禁甚严，而且本来宗室结交大臣和世家就是皇室大忌。

所以他们多是以私人名义派遣代表送上贺礼，点到为止，绝不越雷池半步。

如名列八骏的刘表，派遣来的使者放下贺礼便告辞离去，并没有出席在宴会，只得保留了座位以示对其尊重。

曹家经历三代经营，虽说没有完全摘掉这个“阉丑之后”的帽子，但也算是二流世家，否则曹操也没资格当袁绍，袁术的玩伴。

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袁家的崛起也离不开宦官。袁家本身是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其子弟就算落魄也不至于进宫为宦，那么袁家攀附宦官权势开始于何时？关键其实出现在袁隗这里。

桓帝执政后他率先解决了外戚问题，后又把矛头转向把握地方与中央的世家大族。在他的推动下宦官集团发动了党锢之祸的政治迫害，在这场政治迫害中不少士族被打落尘埃。

在桓帝宠信的宦官中有一名名为袁赦的大太监，虽位高权重但却不满于自己的家世，意图与当时已是大族的袁家攀上关系，而袁家意图要在党锢之祸保全自身甚至更进一步。

于是袁赦便被安排进了袁家的族谱，成为袁隗名义上的兄弟，袁家则在内外强援下，官员亨通，仕途顺利，甚至出现了一门双三公的壮举。

言归正传，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轮到了老曹献礼，此事本应由曹昂接手，但曹昂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了卢植身后，是以卢植的嫡传弟子出席，因此此事只能曹操亲自来办。

曹操也算当时名人，交友甚广，就连蔡邕，桥玄这些名士与他私交也算不错。但在部分清流眼中，“阉竖之后”却是老曹和曹昂摘不掉的帽子。

因此曹操出席后宴席间便隐约有闲言碎语传出。

这其实也不能怪世人走极端，桓灵二帝大肆宠信宦官，推行党禁，虽说是为了制衡世家，但却也因此接连引发惨案，无辜吏民卷入其中惨死。

人就是这样，清流也好，俗人也罢，多是欺软怕硬的软骨头，当朝的十常侍权势滔天，他们不敢公然触碰霉头，只能拿曹操这种与宦官有联系却已无实权的曹家子弟过过嘴瘾，以此来彰显自己道德之高尚。

但他们也很好奇曹操能带来什么珍奇异宝，毕竟曹家三代积累的财富确实令人垂涎。

曹操此次带来的贺礼倒不是什么珍奇古玩，而是一卷古籍——前汉刘向所编纂的《管子·王言》原本，这卷古籍的出现让原本乏味的宴会再起风波。

关于《管子》这本著作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管仲亲自编撰，有人说是其门客收录管仲的言行，但毋庸置疑《管子》绝对与管仲关系匪浅，凝聚着春秋先贤管仲的思想精华。

在前汉刘向编撰《管子》之前，《管子》多以散篇流传，后来刘向将其加以编撰整理共得86篇，经过数百年独尊儒术和后汉立国的战火冲刷，原本86篇的《管子》到了今天只剩76篇留存，其中十篇已经失传。

而现在曹操拿出来的正是失传的十篇的其中之一——《管子·王言》，若只是论史学研究价值即便是与先前孔融带来的仲尼编撰的《春秋》也不遑多让。

荀爽，郑玄与卢植一直有心勘校古籍，对于这样的珍宝自然是见猎心喜，登时起身，恨不得立即能将其展开拜读。

但总有人喜欢在别人喜悦的时候冲出来找存在感。

“荀郎中，卢太守有意效仿管仲，商鞅乎？”孔融这样的言论不可谓不犀利。

毋庸置疑的是管仲与商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贤相，前者助推齐桓公九合诸侯，开启了春秋争霸时代，后者变法图强让秦国有能力东出函谷，吞并诸侯，一统天下。

但这两位却是法家人物，在儒学为正统的年代，给人打上这样的标签，相当于控诉荀爽和卢植叛出儒宗。

空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谁也不敢接话，位于风暴正中心的卢植和荀爽更是眉头紧皱，曹操则是叫苦不止，心里也暗暗记恨起了孔融。

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尽管有了洛书阳的介入，一些该来之事终究还是来了，甚至比预想来的更早，比如曹操与孔融的恩怨。

在这沉默的时刻，突然一道略显稚嫩却透着稳重的声音响起。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便是先师仲尼也仰慕管子的德行，更何况是荀郎中与我的老师？

尺有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