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数的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提上行李，去往南方更加开放和发达的城市打工。我的父亲那时也加入到南下打工潮当中。初中肄业的他在深圳遇见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后来他们相恋了。我爸对她说：“我们家乡不像你们家乡有那么多的山，跟我回去吧”。女孩跟着我爸走了，长途的火车，再转汽车，刚一下车女孩就傻眼了，她的家乡的山最多只能算是丘陵，而这里，山的那边还是山，可是爱意可平山海，这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们结婚了，女孩在后来成为了我的妈妈。

妈妈什么都知道，但是她选择忍气吞声，当然我说的是爸爸外遇的事情，关于我和姐姐一氧化碳中毒这事，只要我们还没死，那就只能算是平淡生活里的一个小小插曲。

在她和爸爸的交谈中，我终于听到了“离婚”，从前爸爸还会掩饰，妈妈也可以为了这个四口之家选择性地忽视，但现在爸爸已经开始变本加厉，这让妈妈失去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尊严。

谈到离婚这个话题时，爸爸都会变得很不耐心，把烦躁写在脸上，他不愿意有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放到阳光之下曝晒，他也觉得这是他的秘密吧。人尽皆知的事情，还能叫作秘密吗？这根本就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面子，他拼尽全力也要维护住风雨中飘摇的家庭，即便这只会带给我们母子三人无尽痛苦。

我总不明白，既然这个家庭已经很显然地无法维系，为什么两个人还不要分开，放彼此一条生路？也许是我想得太简单了，成年人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在妈妈带我离开之前，我总是活在恐惧之中，为了让自己少挨打，就得少犯错，而少说话，就是我少犯错的方式，我变得越来越沉默。

在各种场合，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我都尽可能地沉默，爸爸向人介绍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内向，好一个内向！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生来如此。

离婚的事没有谈成，爸爸对妈妈看起来温和了一些，终于可以正常地生活，甚至走入幸福了吗？另一次事变打破了我的幻想。

隔壁村的一个老师家女儿出嫁，我们一家人下午五点钟就从家里出发去人家家中，走到地方之后差不多刚好赶上开饭。爸爸走在第一个，姐姐跟在爸爸后面，我走在第三个，妈妈走在最后。

我们走过屋后水库的堤坝，隔壁伯娘在水边用棒槌敲打衣服，听见我们一行人走过，她抬起头来打了个招呼：“吃酒去啊？”妈妈在后面答应了一声。我们排成一列走过羊肠小道，走过田坎，爸爸左顾右盼，看看作物的长势。远处的伯伯在赶鸭子回笼，过一会儿，他也会去老师家，吃一顿难得的大餐。我看见山下河对岸的另一座山间雾气缭绕，太阳快要下山了，太阳照在对面的山上，看起来很美，而我们的村落，是黄昏时太阳照不到的阴面，晚风吹起时会让人感到有些冷。

爸爸只和我与姐姐讲话，提醒我们前面有沟，前面有坎。我是多么地享受这种时刻呀，爸爸像一个火车头，带着我们去远方。印象里这种时候少之又少，妈妈前几年留在广东，而爸爸总忙着他自己的事。现在我们终于团聚在回到了家里。

有时觉得，如果这样的片刻可以成为永恒就好了，我和姐姐再也不用在某天突然停电而感到无助。

终于到了老师家里，我们一家人找地方坐了下来，赶鸭子的伯伯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吃饭，菜都陆续摆了上来，猪肘子、梅干菜扣肉、清蒸的扁扁的鱼……平日里哪里有机会吃这么多的“硬菜”啊，我和姐姐只管夹菜、吃菜，狼吞虎咽。大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家常。妈妈这样一边说话一边吃饭真的能吃得饱吗？而爸爸在一边什么也不说。

“秋高气爽，天降吉祥，高朋满座是喜气洋洋，在这个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们大家一起相聚刘府，一起见证……”

我的新语文老师在这里当上了主持人，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水平较高者之一。

我听见妈妈和伯伯聊到了她家乡嫁女的习俗，比我们这里更节俭但更有规矩，精致的菜品上完之后，最后一道一定是豆芽拌粉丝。客人不会太多，中午吃完之后晚上就不再招待了。说话间一盆丸子汤上来了，一桌人都争先恐后地用筷子去戳丸子起来，我看见眼神不好的老人怎么也戳不起来，而我很容易就得手了。妈妈看着大家抢丸子，她指着那盆丸子汤说：“快看看里面有没有蛋，上了这碗菜，主人家就是在叫我们滚蛋哩！”

我觉得好稀奇又有些好笑，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说法。桌上的一众乡亲开始陪笑，我很想看看爸爸笑的样子，可我一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