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楼下跑了五次，丝袜照例又勾破了，一日一双，十块八双。

喝一杯咖啡，没有吃中饭，下午时分有点倦，伏在桌上一会儿，老板嘀咕，说他的伙计晚上都在做贼，累得爬不起来，不去睬他。

下午，厨房跟顾客吵了起来，顾客说：“等了三十分钟，等来的食物货不对板。”要见经理。

不肯下去，老板哀求再三，于是允承。顾客是一个年轻洋人，刚到贵境，口带利物浦音，以正宗的牛津音问他：“有什么事？”代厨房出一口气，无中生有的客人很多。禁止领班说：“我就是经理。”

酒店大堂中的打手也可以说，“我就是经理了。”

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女秘书，老板喜欢把所有重要的事务揽在一身，杂差漏下来给我。

我也可以幼稚的说：“请经理出来！”当不必再做伙计打工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高兴。幼稚往往是快乐的。

放工放得早。

门口放一束花，百合花。

大束大束的鲜花有种罕有的魅力。

美丽的鲜花。

我怜惜地捧着花进屋子，把花插在瓶子里。

我开始抹灰尘。熨衣服，钟点女工把我们忘了，三天不来。

把咋日的烟灰缸消除，杯碟洗掉，女佣做的工夫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屋子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干净过。

或者不久就要搬离这里，很快很快，我会拥有一层房子，一层可以装修得十全十美的房子，有朋友来坐，喝咖啡，吃我亲手做的蛋糕。

朋友走了，他会来，他如果不来，他的鲜花也会来，永远充实，做情妇连心也不必担一下子。

我坐在地下吃多士。

电话铃响了，我转过头去，多么愉快的铃声，有情感的铃声，是他，他来约我看电影或是吃饭，像多年之前，他又再进入我的生命。

我拿起话筒，不是他，是张汉彪，我并没有失望，很是高兴，“张？你又来约百灵？她没下班。”

“是的，如果你有空，也一样。”

“不，我没有空。”我说，“百灵很快就回来了，你要不要迟些打来？”

“也好。”他无所谓的说。

愉快的人尽力要把愉快散播开去。

“怎么？香港住得惯吗？”

“很寂寞，大都市往往是最寂寞的。”

我说：“又来了，人家说寂寞，你也说。”

“是真的，我不是没有朋友，见了他们却老打呵欠，我想朋友们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人人要找情人。他们——很幼稚，真的。”

“幼稚？”我说，“觉得别人幼稚的人才是最幼稚。”

“胡说，”他很固执，“如果他们是原子粒收音机，我是身历声。”我必须承认他很坦白。

我沉默了半刻，“你几时发觉你自己是身历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