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绳子的女人？我僵在门口，大脑一片空白。

“红裙子！鬼知道她什么时候钻到我们这栋破楼来的！见人就拉住问，‘我的绳子在哪？’”她用力拍了下沙发扶手，“今天早上！我带小萨沙去上学，在门口小摊买包子，一转头！”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后怕，“就看见她！拉着萨沙的手！那只烂了半边的脸藏在头发里，用那只好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孩子，问：‘你看见我的绳子了吗？’”

柳德米拉大婶转向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恐惧：“萨沙当时还傻笑呢！结果晚上！高烧！说胡话！翻来覆去就一句：‘没有……没有绳子……’”她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你……你看见她了？”

我点点头，又猛地摇头，巨大的恍惚感淹没了我。刚才沙发上那窒息的一幕……不是梦？那个女人真的来过？那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找我们这栋孤零零的赫鲁晓夫楼里的人要绳子？我们这所谓的“小区”，不过是孤零零杵在废弃工厂边的一栋回迁楼，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保安室形同虚设。就算是个疯子，也不该疯到这里来。

柳德米拉大婶语速飞快，夹杂着愤怒和恐惧的控诉像连珠炮。最后，她喘着气说：“卡佳，我跟其他几家也说了！要是再看见她——直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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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麻木地点头，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一语成谶。

第二天清晨，楼门口简陋的早餐摊前，我一眼就看到了她。

红裙子。像凝固的血。她就站在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旁边。溃烂的半边脸被油腻的头发勉强遮住，露出的那半边脸，嘴角正向上扯起一个诡异到极点的笑容。她微微弯腰，凑近孩子耳边，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清晨的嘈杂，钻进我的耳朵：

“小朋友……你看见我的绳子了吗？”

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后背密密麻麻炸开一层鸡皮疙瘩！就在这时，柳德米拉大婶洪亮而愤怒的声音在身后炸响：

“就是她！就是这婊子！”

她领着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气势汹汹地冲进楼前空地，枯枝般的手指狠狠戳向红裙女人的方向！“又来了！又在这儿鬼叫她那该死的绳子了！”

两名警察，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顺着柳德米拉大婶指的方向，皱着眉，眯着眼，仔细看了又看。*珊￠叭/墈￠书,惘+ ′勉·沸/岳`独?年轻的那个甚至往前走了几步，目光扫过早餐摊油腻的桌椅、忙碌的摊主、零星几个食客……最后，他困惑地转向柳德米拉大婶，眉头拧成了疙瘩：

“普多娃同志，您说谁？那里根本没人啊。”

这句话像一桶冰水，当头浇下！我和柳德米拉大婶瞬间僵在原地！那个女人明明就站在那里！离我们不到十米！她甚至侧过头，用那只完好的眼睛，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

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搓了搓冻得发红的脸，语气里带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这已经不是你们这栋楼第一次为这事报警了。都说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我们来了，查了监控——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女人！”

他的神情严肃，没有丝毫作伪的痕迹。正因如此，彻骨的寒意才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颤抖着，再次抬起手，指向那个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红裙身影，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警察同志……您……您真的看不见她？”

年轻警察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带着一种被戏弄的愤怒：“公民！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虚假报警——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和柳德米拉大婶面面相觑，巨大的恐惧和荒谬感让我们说不出一个字。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大一个活人（或者说“东西”）站在那里，警察却视而不见？

警察不耐烦地转身离开。等警车消失在街角，柳德米拉大婶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我肉里，她脸色灰败地摇摇头：“没用的……别再打了……”“问问其他人，”她声音发颤，“看看还有谁……见过她……”

柳德米拉大婶颤抖着手指，在我们这栋楼的telegram大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还有谁见过那个……穿红裙子的？报过警吗？】

回复很快跳出两个头像。

我一看名字，心脏又是一沉：五楼的奥尔加和十三楼的谢尔盖。他们的遭遇和我们如出一辙：被红衣女人纠缠索要绳子，报警后警察同样声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