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这一切或许可以用国家的稳定来解释他们的退缩，是为了保全大局。但当具体到个体时，我更愿意用权力与责任来解释他们的退缩，他们只希望享受权力而并不希望承担责任，这与历史上的皇帝们是极为相似的。

他们当然希望处理掉针对皇权而产生的任何威胁，但对于处理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却希望由他人来承担，特别是后果难以估计衡量时。

武帝是如此，他成功了，外戚武勋集团卫氏倒台了，之后刘屈氂李广利却相继死去；玄宗是如此，但他失败了，安史之乱，渔阳动地，而杨国忠是准备已久的羔羊；徽宗是如此，他也失败了，金军兵临城下，童贯蔡京是不够的，还要钦宗上位，结果他与钦宗成了二圣，北狩为名，屈辱至极；嘉靖皇帝是如此，他是成是败很难辩明，但严氏父子却是可以肯定的，是留名千古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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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帝的开头是成功的，开国八公后人之一的缮国公被打倒了，而保龄侯也如期地亡故。到这里，按照故事的模板，应当结束了，但可惜的是，这却不是结束，因为彭城侯死了。

彭城侯的死是标志性的。在嘉祥帝时期，他是结党乱政的奸臣，但在元泰帝时期，他是被蒙蔽裹挟而错杀的能臣。

是奸臣还是能臣，并无重要。重要的是，当嘉祥、隆兴两代帝王面临武力流血的可能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手握军队的勋贵将领，站在他们身边，这使得皇帝直面了政治斗争和武力斗争的全部后果。

很显然，两位历史上标准的君王，没有胆气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后果，尤其是他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学者们相继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

在这一刻，责任击退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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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八公和中兴八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相当特殊的继承关系。

开国八公中最先倒下的是宁荣国公府为首的江南系勋贵。

这段长达八十年之久的转型期的开始起于第二代缮国公的倒台。尽管存在多种因素，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是，直接的责任人是保龄侯，所以当江南系的头面人物王子腾意外病逝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个机会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不同。

辽东战事和新政从一开始就异常顺利，从天下人的角度讲，是好事。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都会莫名感到别扭和不安心。

勋贵团体在辽东战事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新政前期施行过程中勋贵团体面对首辅李嵇为首的文官们的温和让步，这一切都太过顺理成章。

以至于今天回过头去看，只觉得众正盈朝，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个王朝的兴盛、天下百姓的福祉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请问，隆兴帝的作用在哪里？

好像可有可无。

王子腾的死，首先带来的是江南系内部的权力失衡，从属于王子腾的势力失去了首领，而作为江南系的一员，他们按照常理应向青年一代的领袖武襄公贾琏靠拢。

但根据事后隆兴帝对江南系发动大案，清理的人员名单来看，这些亲近于王子腾的人几乎无一幸免，被捉拿下狱，判刑流放。

这是很奇怪的，当时不过而立之年、就已经位居正三品护军营都统的贾琏是勋贵团体青年一代中无可否认的翘楚。当时官位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被封为蓟北侯、担任辽东都司右军统制的忠毅公陈维尹。

如果贾琏吸收掉这些人，他可以完整的继承江南系勋贵势力，从个人自利的角度讲，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很可惜的是，这没有发生。

针对江南系的大案发动的时间是很微妙的。王子腾死时，贾琏虽然身居要职，但有多少实权是值得商榷的，他先后任职待过的骁骑营和步军营下属都不在他的麾下。

护军营的左右统领，一个是从蓟辽升上来的安如器，另一个是有禁军背景的苏疾，从这样的架构而言，贾琏是很难在护军营中建立威信的。

事实上，自辽东战事结束，升任护军营都统的贾琏就一直以身体缠疾为由，报请病假，居于荣国公府深宅中静养。

直到新政进行到关键时刻，经世学派力主推动的黄淮治理工程在历经波折后，通过廷议，进入实施阶段。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鲁国公文宪公李轲亲自主持该项工程，出京前往淮北。放眼自明代内阁建立以来，内阁大学士出京主持具体事务恐怕只此一例。

而李轲亲自主持，却合乎情理，因为这项工程的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