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乡

从前我曾用故乡题材写过几个短篇，在非同乡的读者看来，凡我所写的事件都很残酷，仿佛是几世纪以前的题材似的。其实我所写的在我自己看来还不够真实，实际情形要比我所写的更为残酷，因此后来我自己也不愿再写了。抗战十个月来，我一直在所谓“大地方”作文化工作，有时也到战地和闭塞的乡间跑一跑，到处我都看出来进步，于是我心头上的故乡就也大大的开明起来了。只要故乡情形好转，我时常快慰的想着，万一日后中原不守，敌人进攻信阳不下，迂回部队必出南阳大道，那时他就会碰上一头钉子，因为我的同乡们好比中国的哥萨克，素来以能打仗著称中原。

去年冬天，在开封上学的同乡们曾经开过几次会要我回到家乡去，我因为编《风雨》周刊始终留在开封，没有机会回乡一趟。几十位同乡青年们抱着一腔热情回乡作救亡工作，起初还时常给我写信，渐渐的音信杳然。我时时刻刻的想念着我们故乡，想念着那一群青年朋友，想念着许许多多应该开展的工作。现在我趁着旅途方便回来了，可是，那群青年朋友们有的成了绅士，有的沉默下去，有的为十元八元月薪的小差事而变了节，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在故乡一筹莫展，不知去向了。

在故乡，作救亡工作是不被县长和当权的绅士老爷们允许的。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单纯的抗战文化工作者，也不免被目为不祥之物，使许多老朋友替我担心，许多老朋友不敢同我接近。在文明地方，一个县长并没有什么可怕；在这儿，那权力之大就出你想象之外。一回到故乡来，我的心坎上就压着一个沉重的黑色问号：什么时候这儿才有法律呢？

一个县长和两三个当权的绅士勾结起来，大粮增加到每两银子二十一元七。除这之外，没有名目的派款数也无从数起。曾经有人控告县长附加大粮及苛捐勒派，不是被县长押在监里，便是被暗杀了。被暗杀的都是些倔强能干之士，懦弱的不有些被逼自尽了么？

下层政治机构本来早就应该刷新，可是到现在这刷新的成绩还实在不多。抗战十个月来失去了好几百县，却没见几个县长为城殉职。在北方，所谓好县长者大概是一些公事清楚的和手腕圆滑的明达之士，希望他们领导救亡很难办到。要讲到救亡，他们连起码的常识也不一定有。他们自己不组织和宣传民众救亡，也不让别人去进行组织和宣传，只知道贪赃枉法，苛捐勒派，有意无意的替敌人作了清道夫。曾经在河北作战的军队都感到老百姓不帮忙的痛苦，觉得百姓该杀。其实该杀的是“民之父母”和地方领袖们。我们要救救百姓！

二保甲长

我县是一个偏僻的县份，在河南是有名的土匪最多的县份，而现在竟成为阔人们的避难所了。热心地方事业的绅士们多是不久以前从省城回来的学界先生，新近有的做了区长，发了大财，买起好地来了。县长是我们的邻县人，一次就买了将近两千亩好地，使许多人看得眼红。这些人是否准备当顺民，我们不敢预先断定，只从这一点看来，真不能叫人十分放心。

不仅县长和区长们的情形是这样，联保主任和保甲长们也有很多发皇起来了。关于保甲长的黑暗情形，我可以举几个外县的例子瞧瞧。假若连保甲长的黑暗卑鄙也由我的桑梓找例子，那就太不替同乡捧场了。

镇平是河南的模范县，在一次募捐运动中保甲长们也发了不小的财。交过三两的银首饰，一经过保长之手就只有一两多了。有一个甲长把捐到新鞋留下一双穿到自己脚上，第二天打街上走过，被捐鞋的老太太扯住领子逼着甲长把鞋子当着大街上脱下来。

陕县抗敌后援会印制的抗日楹联，发给百姓，规定每副取值五分，可是当联保处散发的时候每副就变成一毛了。以上是两个小例子，要真收集起他们的“功德”来恐怕永不会收集完。因此，我觉得许多朋友要准备写《铁流》，写《毁灭》，而我最好是走果戈理的路子。不过，倘若果戈理是我的同乡，他大概要被人们暗杀的。

在我的故乡，整天杀，明杀和暗杀，杀得没有休歇，看地方当权者的意思是要杀得只余下一些奴才，流氓，让他们拥护自己做乱世英雄。呜呼，杀！杀！

三不动

在我的故乡无论谁都不敢活动。然而人是动物，所以又不能不活动。但各人的动法未必一致，有时往往是背道而驰，于是就有了“正动”和“反动”的分别。可惜自来没有人把“正动”和“反动”规定下一个标准，在张三认为是“正动”，在李四认为是“反动”，历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点缠夹不清的糊涂题冤枉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