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分就偏着头，张着嘴，显然很吃力的在听着，然而对我们的谈话却只能懂得五六成。最后他们恭恭敬敬的送我们到院子外，仿佛送一群身份高贵的人物似的，不是亲热，而是严肃。等我们同他们道了别，他们就仿佛松了一口气。我们听见农人中有一位年轻人用小声问：

“这些洋学生们到底是……”

“别胡说！”一个老头子严厉的声音。“要你的命呀！”

有一次，我们有五六位同学往一个村子去宣传，农人们都在村里挖萝卜，我们便走进萝卜地里一边帮助农人拾萝卜，一边讲着日本鬼子的残暴故事。年轻的男人们有的忍不住在女同学们的身上打量着；有的看看男同学，再看看女同学，从嘴角流露出一种会心的笑；有的看见男同学挨近年轻的女人和姑娘时，眼睛闪烁着一种反感的憎恨的光茫。那些农家姑娘和年轻媳妇们，胆怯的向我们偷看着。有时她们故意把脸孔埋下去，然后把眼睛从底下翻上来，像做贼似的向我们射一眼，不然就趁着身子移动的时候向我们大胆的看一看。总之，在农人眼睛里，我们这一群男女混杂的宣传员，既有趣，又可疑，是一群不懂得乡下规矩的洋学生。很显然的，我们和他们之间隔离得太远了，简直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人！

经过了一番严厉的工作检讨之后，我们男同学的头发剃光了，男女的工作分开了，在谈话的技术上也纠正使用新名词和缺乏土语的毛病了。并且为求得农人的信任起见，我们第一次到某一个村子去宣传，总要通过一点旧关系，比如我们有时拿地主的一封介绍信，有时请一位稍孚众望的乡绅跟着去，有时就请保长替我们做介绍。这效果是出乎你想象之外的：农人们对我们热诚的招待着，再也不怕我们了。

在乡间，往往好几个村子找不到一个读书人，文字在他们之间是一个可尊敬而不相识的客人。我们派老诚的同学们在各村里去做农人的义务先生。他们拿着一块黑布往墙上一钉，用粉笔在黑布上写写画画，引起来农人们绝大的兴趣。自然，我们把识字教育同抗日教育密切的联系起来，使他们在文字的学习中很快的获得了关于时局的粗浅知识，和正确的生活路线。落后的乡村里对于“先生”仍然像封建时代那样的崇拜，老年人们不断的嘱咐孩子们：“天地君亲师，”他们望望桌上的旧牌位，“好好听老师的话！”孩子老远的望见老师就拘束的把指头伸进嘴里去：“唏，老师！”大人们看见老师走进村里来，就微笑着迎上去：“老师，你来啦！”老师和气的点着头，一点架子也没有。老师用手指着小黑布上的几个字问学生们认识不认识，学生们熟练的大声回答道：

“打鬼子！”

老师点点头，高兴的微笑了。凌，我问你，假若你做老师你笑不笑？

唔，不早了，余下的明天再报告吧。

吴盾

四月十一日

六民运续篇

凌：

高密和诸城一带都是产棉区，十亩就有六七亩地种棉花。今年棉花受战事影响没销路，庄稼人简直穷得不能活。在诸城南乡十之七八是佃农，地里粮食差不多都给地主和区公所剥削去，到冬天几乎只有红薯吃。当敌人有消息要来诸城的时候，城里住的地主们都要丢下了粮食往山里逃。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个大规模的运粮运动给我们发动起来了。

原来在诸城各区都有一队官办的游击队，领导人自然也是些在地方上能够刮风下雨的地主和绅士。我们同他们商量道：“日本鬼子快来了。鬼子一来，城里存的粮食全都得给他们抢了去。可是乡下老百姓是这么苦，饿着肚子能帮我们打仗吗？再说呢，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常言道‘兵没粮草自散’，不预先筹划一点粮食可不是玩的呀！”虽然诸城的游击队同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许多隔阂，但在向城里地主们借粮食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于是我们共同派代表去跟城里地主们商量道：“你们的粮食既然已经来不及运到山里去，给鬼子没收了，你不借给我们吃了去打鬼子？况且老百姓日子没法过，不替他们想出办法，能免他们造反吗？只要你们把粮食借出来，反过来年我们如数还你们，现在心疼一点也算是为国为民啦。”地主们前前后后的想了想，就叹息着慷慨的答应道：

“这年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几担粮食算什么！”

为叫地主们格外相信起见，我们请诸城游击队负责开借条，而我们只负责发动民众去运粮。经过了两天的扩大宣传，我们在南乡发动了四五千农人，组织成小车队，大车队，担挑队，像潮水，像狂风，呼呼的卷向城里去。农人们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