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边笑着，有的高声的唱着本地的梆子戏。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运气。

不到四天工夫，从城里运出来的粮食有四千担以上。一部分散给了农人，一部分归诸城游击队，一小部分归了我们。从这次运粮运动中我们同诸城游击队开始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部分的解决了佃农的生活问题，因而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且相当的调和了阶级矛盾。不过我们也有两个不小心的错误：有少数小地主的粮食被我们几乎运光了，有少数富农也参加了运粮，而一部分贫农却没有动员起来。

在诸城的乡野间，差不多每村都有青旗会，红旗会，大刀会，铁板会等等组织。青旗会会员大多数都是佃农，据说它具有反抗地主剥削的意义。各会的会员们对于他们的领袖（会长或师傅——负责画符，念咒，领导作战的人）的信仰，简直热诚到盲目的地步。这些封建性组织中的领袖们，很可能被敌人收买利用而成为汉奸的。我们为要深入到农人群众里，不得不同这班封建领袖们取得联络；为防止民众被汉奸利用，又不得不告诉他们什么样人是汉奸，是该杀的。然而在这些谈话中我们尽可能的婉转隐约，决不使听的人怀疑我们对他们的领袖有一丝侮辱。

关于他们的顽固透顶的迷信，我们是怎样对付呢？第一，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切忌违反他们的会规，避免引起强烈的反感；第二，谈话时尽量回避迷信的问题；第三，对方提出迷信问题时，不遽然表示意见，而设法将话题转移到别方面。由于我们工作特别谨慎，大大的得到了青旗会会员们的好感。当我们吃一次败仗之后，青旗会替我们在山口放步哨，也不管北国的雪夜是怎样寒冷。

到旧历年节的时候，农人们老远的给我们送核桃啦，花生啦，木耳啦，各种各样的山菜啦。他们说：

“乡下日子苦，这些就是好的了。”

我们在几个大的村子里扶助农人们建立了自卫队，由本村孚众望而有抗日意识的人物去领导。农人们私心重，照例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第一步使他们知道要保护财产和家小，只有拼命一条路；第二步就告诉他们，大家互相联合互相帮助的必要；于是第三步我们就问道：“是在家门口打仗好呢，还是在远处打仗好？”他们当然愿意在远处。用着这样的解释和劝导，有好几次我们竟发动了几千个农人跟随着我们的部队出征。关于农人出征的故事，我在下一封信中就要报告了。

总之，农人工作是最困难的，然而也是最基本的。假若农人工作做不好……唔，再谈吧！

吴盾

四月十二日

七诸城之战

凌：

在我所写给你的报告中，没有再比这封信更有趣了。人人都知道，游击队应该常常是主动的，打人的，而我们的“诸城之战”却十足是被动的，被打的，并且还被打得落花流水，弃城而逃！

吃过晚饭不久，我们从老百姓嘴里听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敌人从东北方开过来，要在夜间袭占诸城。这时候，我们大部分都驻扎在城里，城外只驻有一个中队和司令部的全体平素高明的长官们。这驻扎在城里的是比较精锐的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驻在靠近东门的一个破庙里；第二中队驻在北门外的五里铺；第一中队有一部分出差在乡间，一部分跟着司令部。蔡司令一得到敌人要袭占诸城的消息，就吩咐谍报科派人去侦探敌人的实力和离城的远近。谍报科的老爷们平日间只会喝几杯烧酒，唱几句京戏，打几圈麻将，下几盘象棋，一逢着要命关头，不是惊慌失措，便是过于粗心。他们派人出城走了十来里不敢再往前进，问一问老百姓，问不出什么动静，想着城外还驻有两个中队，纵然敌人来了没有什么要紧，便转回头了。他们向司令报告说：“探不出一点消息，什么两路袭诸城——准是汉奸们放的空气。”得了这样的报告，我们又胆子大大的睡觉了。

东方还没有发白的时候，二三百刘桂堂的伪军和几十名日军偷占了东门外的一带高地，一阵机关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驻在东门外的第三中队从被窝里跳起来就同敌人应战，有些没有经过火线的农人乍然间连枪都放不响了。从东门到敌人所占领的高地差不多还有一里多路，这中间一点可以隐蔽的东西也没有。第三中队本来应该立刻夺回那一带高地，但事前没有准备，临时着了忙，弟兄们各自为战，就只好乱七八糟的伏在附近的路沟里或坟头下受敌袭击。幸而，敌人不知道我方的虚实情形，没有敢直往城边冲来。

司令部的高级长官们，一听见枪声就以为敌人已经打进了城内，所有文件啦，给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