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后新晴天气，对面的屋角上涂抹着昏黄的夕阳。院里异常寂静，一只小雀在树枝上不嫌单调地叫着。摊开一迭稿纸，我打算为一个抗日牺牲的友人写传，但想了半天，眼光顺着窗棂上的蜘蛛丝转来转去，想不起来从什么地方下笔才好。梁雷的牺牲，在革命上说我失掉一位忠实的同志，在私情上说我失掉一位最知己的好友。以同志而兼好友的我，实在负有表彰忠烈的责任，因此不管一提起笔来心情是怎样的烦乱与凄怆，我决意哪怕是一字一停顿，也要写下去。不过我这次所写的仍然不是一篇烈士传记，而只是一篇悼念的短文。

关于梁雷的殉国，我直到五月间才从报纸上知道。远在二、三月间，江南还飘着春雪的时候，我在武昌写了一篇《雁门关外的雷声》，就已经料到梁雷的可能牺牲。但总希望着他平安无恙，依旧不断地给我写信，报告晋西北的战斗消息。五月中旬我从武汉回到故乡，从一位同乡手中看到一份五月八日的《观察日报》（长沙出版），上边登载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请行政院及内政部奖恤尽忠守土四县长”一则新闻。那四县长是：朔县县长郭同仁、蒲县县长申祐、翼城县县长李丙辰、偏关县县长梁镘。梁镘就是梁雷，如果不是电码错误，一定是梁雷入牺盟时换的名字。电上说他“勇敢有为，热忱素著”。又说，“该县县城位居山麓，四面多高地，势难固守”。敌军侵入后，梁县长“即率同属员队警在县境内实行游击，遇敌奋勇直前，猛冲不退，以致被敌包围，与员警等三十余人同遭惨害”。这一则新闻是中央社自重庆发的，本省报纸上据说也登载着，不过本省人很少知道那四位光荣的死者中有一位是我的同乡，甚至是熟识的朋友。

五月下旬，在开封失陷的前几天，我从故乡到了郑州，遇见两位从开封退出来的《风雨》周刊社的同志，他们告诉我梁雷的朋友曾给我写了一封信报告他的殉国情形，这封信存在阑西手中。一个多月来我时时刻刻地悼念着为国牺牲的好友，也时时刻刻地为那封无名朋友的信感到生气和挂心。生气的是这样重要的信《风雨》周刊社的同志们竟不曾转寄给我；挂心的是阑西在某些方面不是一个细心周到的人，而从开封退出来又是那样仓卒，这封信难免不被遗失。近来我才打听出来阑西的确切住址，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阑西在回信上简单地写道：“雨田的牺牲情形，一位河南同乡由陕北神木来的信上仅云偏关沦陷时雨田被俘，并云为敌所杀，请通知其家属。那封信我没带出。来信人的名字我也忘了。”另外据《风雨》周刊社那两位同志告诉我，那封信上写着，雷的头被敌人割掉，偏关克复后他的尸首给同志们找到埋葬了。

总之：敌人是疯狂而残酷的，一个反抗者在他们手中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被害者都是一样。如今英雄既已殉国，埋骨荒山，留给后死的是永远的纪念，衷心的哀悼；是鼓励，兴奋，和必须复仇的重担。虽然埋骨在边塞上、荒山下、古城外，但英雄并不是寂寞的：在他的周围，在他的前边和背后，有他的千千万万的同志和朋友。谨遥祝我的好友的灵魂安眠！

二

当我在故乡中得到梁雷牺牲的消息后，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我不能安静一刻。我打开小箱和皮包，一封一封地翻读着烈士遗书，那些遗书都是经过非常艰险的遥远的途程，绕过敌人的占领地带，像珍贵的礼物似的送到我的手中。三千里的旅途中我不知丢掉了多少东西，这几封字迹潦草的信都始终被我珍重地带在身边，带回我和梁雷的家乡。虽然信封已经因长久的携带和不断的展玩而破旧不堪了，但信里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对我都永远是新鲜的。他在信上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一位塞上英雄的斗争生活，并告诉我许多不能忘掉的零星事件：比如他告诉我他已经杀了五百多大小汉奸；告诉我他的属下，一个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主席竟然暗地里同敌人勾结；告诉我雁门关外的老幼妇女们全都动员起来了；还告诉我偏关县的人民穿着双重的土灰色的羊皮袍，裤子和袜子全是羊皮的，羊皮外面并不像内地人那么讲究地缝上一层布。从烈士遗书中我不仅看见了艰苦的英勇的解放工作，不仅看见了血腥的斗争场面，也看见了使人作万里遐想的原野画，正如烈士自己在一张明信片上所写的，背景是长城外无边的莽莽荒草地，是连绵千里的荒山和荒山。但是这个使我过分悲痛的下午，我翻读着烈士的遗书，信上的字像黄昏时分的烟云一般从眼前轻轻的、模糊的溜了过去，因为我的心在乱想着别的方面，我的眼珠也被一种湿润的东西蒙住了。

第二天上午我同妻子到乡下去看梁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