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沦陷后一个星期，我带着病逃到天津，绕出渤海，八月十九日回到开封。开封，这古老的大城，我曾经在这儿读过书，住过家，忍受过好几年贫穷与迫害的日月。这一次回到开封我并不打算久住，只是怀着暂时歇脚的目的和一种近于吊古的心情，跳下火车，准备稍停几天，再开始第二段遥远的旅程。

然而这许多年被黄沙与低气压笼罩的古城，已经开始在烽火中苏醒，多年凝滞的脉搏重又跳动。由于朋友的劝留，我临时打消了远行计划，决定停下来编一个刊物，参加这个刊物的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新闻记者，以及各方面的文化人士。我们的刊物叫做《风雨》，每周一期，在中原一带曾风行过一个短短时期。为刊物起这个名字，实含着无限感慨和希望。我们当时曾想到“风雨飘摇”这句话，很可以象征民族的艰苦命运；又想到《诗经》上有两句富有深意的句子：“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同时，我们还想到“风雨同舟”这一句古训，这正是我们对国事的希望和信条。当时也有人提议用“暴风雨”做刊物名字，但它不仅是缺少含蓄，并且还会使一部分人感到刺眼。况且当时正是秋天，多雨的秋天，阴灰的秋天，一切抗战工作都没有展开，往日的沉重的暗影还笼罩在大家心上，前一个名字更适合一部分朋友们的略带忧郁的心情。

我住的宅子坐落在荒凉的铁塔附近，那儿，据说在从前是一座大寺，后来变成了废墟，又变做了乱葬场。所以这宅子可以说是从古寺的废墟上，从枯朽的骷髅上，建筑起来的。因为地点过于荒凉，又加之这宅子建筑起来没有多久，才能够不费力的被我租到。从这宅子往东去是一带空场，有几座无主的坟墓零乱的点缀其中。空场的尽头处是惠济河（实际上在如今这只是一道死水），河东岸是河南大学和省党部，再往东便是经常被黄沙掩埋的城墙。大学的南边是一片很大的空场和池沼，北面是那有名的铁塔和新近培养起来的森林区域。每次当夜晚我从外边回来，打从这荒寂的，散布着坟墓的河边经过，甚至有时无意中绊着朽坏的棺材板子，踢着枯骨，我就惊惧得不由的毛发直竖。据邻居们告诉我说，在几年以前，他们一连在几个秋雨的夜里，曾听到河边有女人凄惨的哭声；而且在天干的时候，黄昏以后，广场上时常有鬼火出没。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暂时的定居下来，硬着头皮儿度过了多风多雨的秋季和严寒的冬天。

我的住宅是坐东朝西，院里有一棵洋槐。起初我一个人住在三间又空又大的上房里，后来因为渐渐冷起来，便搬到北房去住。北房是三间略小的房子，我住在东间，西间住一个管发行的女同志，她的爱人在豫西的家乡里做青年工作。南房也是三间，但西边的一间被一道硬山墙隔断，大概是房主特意为佣人们预备的一间小屋。原来有一个管经理和发行的朋友住在南房，后来走了，南房就空了起来。我们有一个小勤务替我们打水扫地，住在上房旁边的小耳房里。偌大一个院落，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白天人来人往还感到热闹，一到晚上就特别的显得空虚，尤其是在悠长的冬夜。

有一天黄昏，一个风雨社的同志蓝溪，突然送来了一位怪人，也没有同我们打个招呼，径直送进南房的那间小屋中去。那人约摸有二十七八岁，个子很大，比小屋门高出来半个脑袋。他穿一身脏污的灰色西装，酱红色的破皮鞋，头发蓬乱，胡子好久没有修刮；暗紫的血液从两鬓流过多毛的两颊，流到肩上，差不多已经干了。蓝溪把他送到没有铺被褥的空床上，把携来的毛毯子扔在他身上，没有安慰也没有嘱咐，就从小屋里走出来了。

我对于这事情充满了惊骇和怀疑，心里还怦怦跳着，同那位女同志站在小屋门外，她的粉红的脸颊完全变成了土色。蓝溪走到院子中间，我们跟着他，期待着他的解释。但是他只摇头，喃喃的说道：

“他从第×战区来，昨晚上到的，住在我家里。”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急迫的问道。

“他要自杀，没有杀死……”

“为什么要自杀？”

“不很清楚。”蓝溪支吾的答道，“总有他的理由吧。”

“奇怪，在抗战中不同敌人拼命，还要自杀！”女同志很感慨的说道。

“你应该送他到医院里去，”我说，“或者请一个医生来。”

蓝溪没注意我的意见，说道：“我回去看一看，晚上再来。”

因为这里太冷，蓝溪走了后我同那位女同志就回到屋里，围着炉子纳闷。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寂静的夜幕笼罩着我们的宅子，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