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重庆，到今天整整两年。回看这七百三十天的成绩，我感到不能言说的惭和悔。写文章的人护短的居多数。总爱替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过去我一方面欢迎人批评，一方面又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护短，看起来矛盾得很滑稽。为什么会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护短呢？这不是个感情的问题，而是对自我认识的够不够的问题。人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有时呈停止现象，有时甚至呈倒退现象，像水一样的打个回旋。人倘不在进步的发展过程中，决不会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能够认识自己，就不能批判自己，更不能接受别人的批判。自己对自己认识的程度多么深，接受别人批判的程度也多么大。反过来，能够接受别人的批判，也就能认识自己。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认识的结果是帮助自己的改变和发展过程。

是什么障碍了自己的发展呢？是生活。这几年，我同我的最接近的朋友们被限制在狭小的天地里，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作，高高在上的做文化清客。我自己本来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灵魂中本来就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属于积极方面，即新鲜的，进步的，革命的；另一种是属于消极方面，即陈旧的，小资产阶级的。既然有这样的阶级出身，又读了不少的旧文学作品，又生长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和新旧交替的时代中，灵魂中陈旧的一面自然有很大势力。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决心做一个旧的叛徒，就在自己的灵魂里边进行长期斗争，没有休息过一个时期。而这一艰苦斗争的胜负不决定于空洞的理论，而决定于生活实践。这几年来，我的生活无形中助长了旧的一面的发展，于是我一方面渴望自己永远进步，一方面发展了知识分子的旧意识，成了一个带有若干“名士气”和“才子气”的“革命文化人”。

铁放在潮湿的地方是会生锈的，木头放在潮湿的地方是会发霉的。何况一个血肉的人？在低气压的漫漫长夜，我以不妥协的姿态抗拒着历史的逆流，同庸俗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但这种抗拒，战斗，在大部分场合变成了消极的操守问题，没有积极的把自己变为大众的一分子。这是个人主义或自由知识分子的战斗方式，旧时代的有气节的文人所采取的也就是这种方式，在今天的历史情形之下是很不够的。由于我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的灵魂就开始变得孤傲而脆弱。孤傲的一面表现为倔强，脆弱的一面希望着苟安，于是我在生活的行程中不免矛盾，动摇不定。我没有一刻忘下过人民大众，没有一刻不要求自己变为一个十足的人民战士，但同时我也没有一刻摆脱掉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没有一刻的改变过我的生活。

我们同人民过着两样生活，呼吸着两样空气。单有进步的要求或倾向是不够的，单从理论上懂得是非善恶，拥护人民，也是不够的。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我既然在生活实践方面停留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可见我的“知”并不“真切笃实”。一个作家所要具有的人民精神或革命意识，不但不容得有一点虚假，做作，也不容许有一点片面性，动摇性，暧昧朦胧。真知和真行是统一谐和的，完整透明。“意识”应该是理智和情感的统一无间的，是渗透着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是灵魂或人格的具体表现。知和行的合一即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样高的境地我一直没有达到。因此，我有矛盾，有弱点，这矛盾和弱点就反映在我的许多作品上。这现象有着很深的现实意义，我自己也许比别人了解得更为清楚。

今天历史现实的内容是民主统一，历史运动的主力是人民大众，这一切我都晓得。但由于客观的限制和主观的弱点，我始终漂浮于抗战现实之上，游戏于历史主流之外，成为历史的观光者和喝彩者。这并非说我在抗战中没有工作过，而是说我不曾深入的工作过。我在抗战中真正接触到的不是人民大众而是救亡青年；而且不是以青年的身份接触青年，而是以“青年导师”的身份出现于青年面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忽而热情澎湃，又忽而起空虚之感，而这种种也反映在我的作品之上。

二十八年以后，武汉时期的高潮逐渐退去。过去的青年，过去的歌声，过去的一切都变成令人向往，令人怅惘的梦，而呈现在我周围的是种种的罪恶事实。我确知光明的存在和发展，但光明却不在我的周围。倘若允许我自由的描写，自由的出版，我可以写出很深刻的东西来。但今天我感到极大的痛苦，既没有光明的生活可写，也没有黑暗的现实允许我写。如今，我的写作范围几乎缩小到只有抗战初期那一段生活！

这半年来我纵然日夕愧悔，但我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