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胥吏们因为没有了上升通道，官途上走不通，就只能把手伸向财这一方面?”

“那些直接接触百姓的胥吏们，你觉得他们没有权力?

“宰相门七品官!

“只要那些胥吏们，是负责为朝廷办事的，那就有充足的权力!

“你惩治官员们贪腐，殊不知，最让百姓痛恨的，是那些直接盘剥他们一的胥吏!”

“你定死他们的上升通道，是没什么用一的!”

“只能让他们变本加厉!

听着朱裕的话，朱元璋心中若有所思，沉默不语。

为什么洪武时代会出现胥吏坐大?

为什么官员们离开了胥吏的帮助，政务便无从措手?

为什么甚至会发生胥吏公开殴打县官这样的极端事件?

这其实是朱元璋的刻意误诊!

在《大诰》中，朱元璋给出了他的诊断结论，认为是前朝“遗毒”尚未肃清所致:

胡元入主华夏，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无.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大致就是说，蒙元入主中原之后，因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官府将许多政务交给本土胥吏去办，官员们只负责签字盖印。

如此这般统治了三十年，语言文字上的鸿沟有所弥合，但官员处理政务仍继续依赖胥吏。

这种治理方式，与蒙元之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相比，实在相差太远。

遗憾的是，咱现在任用的官员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继承了元代的坏风气，面对政务袖手高坐，全由胥吏们拿主意。

这些人号称有文化之人，其实和胡人没区别。

比如那个户部侍郎张易，由“儒业”出身做了官，掌管钱粮谷米，便将所有具体政务交给胥吏拿主意，自己在衙门里袖手高坐，犹如一具没想法的尸体。

向咱奏报钱粮概况时，咱询问他一些具体情况，他便茫然四顾答不出来。

蒙元统治中原九十三年(朱元璋可能是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算起，至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为止)，败坏了天下风俗，许多人效仿至今。

咱苦口婆心把话说尽，他们也改不过来!

真是太难了!

于是，朱元璋命令明帝国的官员，必须以对待奴隶的方式，来对待下面的胥吏。

洪武十年九月，扬州府派遣了一名叫作宋重八的皂隶，前往高邮州“传递事务”。

高邮州的同知刘牧，在接待宋重八时，不但让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还“跪与执结”(结交上级衙门的胥吏，是官场中很寻常的操作)

事情被朱元璋知道后，他大发雷霆，“将同知刘牧，皂隶宋重八，杖断流入云南烟瘴”。

他将此事写入《大诰》，要明帝国的所有官员引以为戒，勒令他们必须以钦定的“正确方式”去对待胥吏。

在朱元璋眼里，皂隶是为官府服务的低贱奴仆，没有资格“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

若有皂隶胆敢如此，全家流放云南。

派遣该皂隶外出公干者，若未对皂隶做事先警告，也要杖责一百。

接待该皂隶并允许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者，除了杖责一百外，还要流放云南。

这是一种刻意的误诊，也是一帖对大明来讲，十分错误的药方。

朝廷将给衙门跑腿视为一种百姓应该承担的劳役，从不向胥吏们发放俸禄!

王安石变法期间尝试过改革这一点，但覆盖的范围和力度不大，后来也未能持续!

不但没有俸禄，胥吏们工作期间，往往还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

比如运送物资的路费须由胥吏承担，路上的物资损耗也须由胥吏负责赔偿。

如此一来，无操守的胥吏自然会向底层百姓伸手，有操守的胥吏为了生计也只能向底层民众伸手，这便是所谓的“胥吏害民”!

北宋人沈括说“天下更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有致富者”，便是指此!

做胥吏没有俸禄，但做了胥吏便可以拥有衙门里的许多权力，拥有了权力之后便可以大肆搞钱!

这是两宋民众乐于成为胥吏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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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马光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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