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没有任何表情。她重新坐正，目光仿佛穿透了审讯室惨白的墙壁，投向遥远的、风雪弥漫的过去。

“重新介绍一下，” 她的声音清晰地在寂静中响起，“我叫娜杰日达·伊万诺娃。我是个孤儿。”

“十五岁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维堡的街道冻得像铁板。我蜷缩在‘圣光’儿童福利院后门结冰的台阶上，数着手背上冻裂的伤口。十五岁，太大了，没人愿意收养一个浑身是刺、眼神像狼崽的拖油瓶。”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吃糖吗？’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我抬头，看见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彼得罗夫娜。十年前的阿加菲亚。‘我已经十五岁了，’ 我硬邦邦地回答，‘早就不信什么好心人，也不稀罕一颗糖。不用可怜我。’”

“‘我不是可怜你，’ 她掰开我冻得发紫、攥得死紧的拳头，把一颗廉价的、包装纸都磨破了的硬水果糖塞进我手心，‘老太婆牙疼，吃不了甜的。’” 娜杰日达的嘴角似乎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颗糖的味道，“那颗糖，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嘴巴。甜得发腻，带着一股劣质香精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阿婆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不久前刚去了莫斯科，连婚都是在莫斯科结的，嫁了个据说很有本事的男人，安德烈。她总在黄昏时去维堡港的海堤上散步，就是在那里捡到了我。”

“‘小娜佳，’ 她总这么叫我。”

“‘阿涅西雅婆婆，’ 我总这样回她。”

“那时候她还住在维堡老城区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里，没搬去叶卡捷琳娜后来在郊外给她买的那个‘享福’的房子。阿加菲亚是个心软的好人，她让我住进了她家。她的丈夫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还活着。” 娜杰日达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眼神飘向审讯室冰冷的角落，仿佛那里站着两个温暖的影子，“他们对我很好……好到让我觉得，原来‘家’这个词，不是童话书里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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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格里高利那时候还活着？” 卢卡申科打断她，眉头紧锁，“那他现在死了，墓为什么是空的？”

“别急啊，” 娜杰日达收回目光，重新看向卢卡申科，眼神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我慢慢和你说。”

“两年后，叶卡捷琳娜带着她丈夫安德烈回来了。她看见家里多了个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在她眼里，我连空气都不如。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赚了大钱，这次回来拖着一整箱现金——不是支票，是崭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卢布现钞，厚厚一摞一摞的，能把人眼睛晃花。” 娜杰日达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嘲讽，“她在外面人眼里‘孝顺’极了，这次回来就是要接父母去莫斯科‘享福’，离开这个‘乡下破地方’。”

“可搬家前一晚，他们吵翻了天。那声音，能把屋顶掀开。” 她的语速加快，眼神变得锐利，“一箱子钱直接从格里高利叔叔的房间里砸了出来！门板被撞得山响！花花绿绿的卢布钞票天女散花般飞出来，洒满了小小的、堆满杂物的堂屋！格里高利叔叔的吼声像炸雷，我躲在厨房门后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活了六十岁，骨头缝里刻着‘诚实’两个字！我们老彼得罗夫家怎么养出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拿着你的赃钱滚！马上滚！’ 阿加菲亚婶婶的哭声夹在中间，破碎得像摔在地上的瓷器：‘叶尼娅！我的叶尼娅！收手吧！妈陪你去自首！求你了！’”

“叶卡捷琳娜的钱不干净。老两口在维堡港码头干了一辈子力气活，格里高利叔叔是吊车工，阿婆在码头食堂做饭，他们的骨头和脚下的土地一样硬，刻着‘本分’两个字。叶卡捷琳娜当夜就走了，那箱子钱大部分被格里高利叔叔扔了出去，只剩下一些散落在角落。阿婆蹲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张一张地捡着那些散落的卢布，手指抖得厉害。我帮她捡，她却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她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死死盯着我：‘小娜佳，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没回答。那晚之后，格里高利叔叔就病了。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里的。他变得沉默，像被抽走了魂，整天坐在窗边那把旧摇椅上，盯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港，一坐就是一整天，烟斗里的火早就熄了也不知道。阿婆也变了。她不再去海堤散步，而是整天坐在堂屋里那张嘎吱作响的桌子旁，一遍一遍地、用粗